【法思奔達】文學理論有甚麼好處?

原文題目:à quoi bon la théorie littéraire

資料來源:Le Magazine Littéraire《文學雜誌》2011年6月號

作者:Alexandre Gefen

譯者:Sabrina Yeung

在文學,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對立由來已久。前者在今時今日將逐漸消失,但兩者的分界線不是也越來越模糊了嗎?

我們喜歡把文學創造成一個奇蹟:背離現實的限制,扭曲語言規則,混亂的理性。或是相反,我們把文學視為一個控制得很好的規劃,在我們找到思考邏輯之前,文學就已是學問和說話的典範。我們希望把文學理解為一個演講活動,只追求它自己內部的合理性?或者,我們通過一個悖論就能分析文學更多?我們通過不同的方法就能更好地掌握文學?因著文學的分類,所以我們教文學時就更容易?面對令人眼花撩亂的作品和不同作者的心境,我們就能感到欣慰滿足,然後便拒絕一個分析框架和一種對理論的需求嗎?我們知道知識和行動,哲學和生活,是親密的敵人。但是,我們很少知道在人文生產這個範疇裡,理論家和文字實踐者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複雜,多麼的富有爭議性。因此,在藝術的領域裡,特別是文學,批評本身也可以躍升成為一種藝術。

無可置疑,文學從古典模式到後現代的實驗性,其定義已有深層而巨大的轉變。其後,我們等待而來的,或許就是文學生產。是作家自己或是遙遠的學院帶出文學理論呢?我們對文學創作的概念,是建基於天才靈感湧現,一揮而成,還是建基於手工藝者般努力耕耘的模式呢?詩人,是光芒萬丈的局外人,還是國家的文字職業呢?文學,由一個意識形態計劃支配,還是由形式,或想像力支配呢?文學,應復興高深的修辭學,或側重個人主觀的審美呢?對這些創作與文學理論之間的問題,請不要急於著意尋找一個單一的答案,我們應該順著每一個時代、每一個處境,慢慢地思考。

 

古典範式

如果在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的生產任務交付於語言學家,那麼在古希臘時代,這個任務就共同交給了哲學家和語法學家。在那個時代,現代意義的創作者和作家仍未存在。但是,詩人和劇作家就承擔了美學選擇的責任,同時負責公開演講。哲學家、有文學修養的人、修辭學家也是,從昆提利安體到賀拉斯詩藝,他們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學形式和文學用途,提出風格建議和倫理框架。因此,就像一位積極的繆斯,這個時期產生了柏拉圖對話語形式和詩歌目的之思考,亦有阿里士多德對文學體裁的理論,中世紀有Matthieu de Vendôme的風格類型學,Jean de Garlande 這位大韻律家的論文,亦有研究阿里士多德的眾多意大利評論者。

然而,自從古希臘時代開始,這種標準的對話被另一個詩學概念打亂。這個詩學概念認為詩的產生,不是基於詩人對語言技巧的掌握,而是出於靈感:就如柏拉圖反對創作者對自身作品的責任,及不認為創作者能解釋自己的創作理論。因為當詩人創作時,他是在模擬世界,他被一種詩的狂熱控制,最終只能發出讚嘆。可是,如果你對蘇格拉底說:詩的創作,不是基於理性知識,而是詩人與生俱來的天賦。蘇格拉底則會陳列出一整套必須的理論規則。

在靈感理論,和華麗修飾的、有方法技巧的、甚至哲學思辨式的意象之間,古典學說本身也猶豫了。去到文藝復興時期,Jodelle反對一個好的詩人,就是能夠捉住一種來自繆斯的神聖狂熱這個標準,相反,他認為一個好的詩人,是用技巧,用汗水,用痛苦而寫詩的。而Du Bellay也認為,詩人應該建構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把責任交給修辭學家。十七世紀沒有解決靈感論的爭議,但當時的詩人也不停地或對照,或反抗神學和古希臘時代的學說。而如果,啟蒙時代允許了作家建立自己原創的美學觀點,從而反抗古典時代的範式;也如果,啟蒙時代的知識氣氛建議了作家有一個自主的文學創作理論,那作家這份職業的本質就不再是被規範,而是以理解為先。(現代詩學就是因此而源於十八世紀)於是,有兩個需求纏繞著文學:一種理論反思的需求,和一種藝術家理性化的需求。

 

浪漫的個人主義

為了解放陳規,為了開創另一套有別於古典時代的詩歌藝術論,現代意義的「文學」和它基本的原則誕生了。相對於靈感論中詩人的無能為力,人們自此可以自由地選擇相信作家的才能和他的創作自由;一般人廣泛的評鑑亦帶出作品的多重含意;作品減少了社會倫理、價值道德的要求,突出藝術創作主體。「浪漫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學的自由主義。」雨果在《艾那尼》的前言中說。如果浪漫主義時期的第一代作家仍然肯定某幾個重要的大原則,和把文學置於政治封建之下,那其後,則十九世紀的作家已傾向自發地、逐漸地自我介定為要反抗社會規範,並要使自己成為新的社會規範:他們自稱討厭概括性和理論。然而,在現實主義提供的宏大計劃背後,其終極目標是完成阿里士多德的理論,把作家塑造成一個真正的、真實的作家。同樣,在象徵主義世紀末的神秘背後,包含了一個個人主義的概念和創作理論。這些被視為體制以外的浪蕩思想,把想像、聯想的魔法視為第一規條。「詩學對作家來說,完全沒有直接的用處,可是,作家仍要時常閱讀它。」斯湯達在世紀之初肯定地說。有一個傳說,當Jules Huret為他那本《文學演變的訪問》(1891)去訪問魏爾倫時,他問魏爾倫是否自覺是一位象徵主義作家。這位詩人回答:「象徵主義?這是甚麼呀?這是一個德文詞語嗎?」Antoine Compagnon在《理論的惡魔》裡同樣引用了普魯斯特一句可愛的句子:「一部充滿很多理論的作品,就像一個標明了價錢的物品。」

這種特立獨行的作家浪漫心理,其實是受著一種內在訴求所驅使,而真誠、真實性就是這種訴求的衡量標準。啟蒙時代開始,建立個人原創理論,原本是為了協助作家突出藝術主體,可是上述那種內在訴求,使作家犧牲了理論作為協助者的角色。作家拒絕思想系統的工具化,及不承認所有嘗試賦予於作品的外在目的。這些觀點很大程度仍代表著我們今天的觀點。而這些觀點解釋了:我們對程序化作家和論文的不信任;我們對大學作家的諷刺;我們對體裁的不理解和分析的混雜性。這些觀點,為兩個時而互為補充,但更多時候是對立的陣營,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分界,及競爭:理論家(假設他們是不能創作的,但選擇了為他們閱讀的作品進行詮釋、解碼);和文學實踐者(他們被懷疑不能好好地掌握他們所寫的東西的含意和蘊涵)。

當理論家否認作家可以達至公正的價值觀,或把作家簡化為像自然界的動物一樣──只有生產與不生產兩類,那我們就可以學效Albert Thibaudet,反對文學批評,例如那些擁護「哪一個閱讀,就那一個知道和那一個整理」這個信念的記者和大學學者,反對他們對作家只有全憑個人經驗式的主觀批評。

 

理論的時代

在二十世紀,文學和文學批評找到了一個共同的、內生的認識論框架:語言學。語言學從文學裡獲得自主,它以它的社會學和歷史而使自己不被化約為一個簡單的方法。精神分析和神話批評理論思考創作的機制;社會學和閱讀理論反思我們對文本的使用;同一時間,語法和結構主義的形式分析側重風格、陳述方式和文學敘述。『在過去,我們每個星期都能看到「寫作的藝術」這樣的專欄,可是近二十年來,我們已很少看到這樣的東西了。』Jean Paulhan在"Les Fleurs de Tarbes"這本書裡寫著。不是的,類似的專欄還是有的。只是,與古代的修辭學不一樣,現代文學對學習寫作、提出哲學思想、詮釋經典和分析語法等不再有雄心。現代文學的哲學所提供的,是理論。在一個關於逃亡和革命的政治文本裡,資產階級認為其文本價值在於主題、歷史、作者和故事。但現代文學的理論裡,文本價值卻是為了展示一個更開放,與讀者重新相應的文本。用羅蘭巴特一個引人注目的用語來說,就是「可寫的」(scriptible)文本。這是屬於戰後出現的符號學和作品結構理論,當時是為了建議作家透過理論規劃去從事前衛藝術創作。相對於恐怖時期的文學,這個理論的時代甚至癱瘓了更多法國作家。儘管某些作家來自兩個對立的陣營,但文學理論卻以文學批評和解構主義這個「萬能」的指令把他們強行連在一起,同時又遣責失敗的人道主義文學和宗教文學。直至Maurice Blanchot的催促,文學理論才沉默下來。

 

實驗性的紀元

當抽象的文學概念實驗慢慢低沉,當詩人的言外之意消失,當熱耐特自己也放棄自己那些難懂的分析技巧,當文學理論的恐怖主義時代結束,語言學和沙特繼續要求當代文學應效忠自己。我們在受一連串社會事件和法國理論影響的,英美後現代主義文學中找到例子。然而,即便在這個時代的文學裡,我們仍能找到「重視寫作道德」,「勇於挑戰規範化的形式」,「對文學體裁及其限制的質疑」等──這些文學理論時代留下來的遺產。

當雷蒙‧格諾、昆德拉,和把數學程式引入作品中的Oulipo派作家出現,我們可以看到創作如何對抗舊有的文學模式,他們強調違背、抵抗和偏差。當午夜出版社作家群悄悄地嘗試語言實驗,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學對語言的形而上思考,並帶來迴響。當代社會的創造者不但生產了世界的可能性,同時也生產了文本的可能性,並不斷擴張。其後,博爾赫斯把不同的文學形式共冶一爐:想像生活、第二人稱的自傳、虛構的見證等。這些,似乎是小說從創作中,去替文學理論時期填補其留下來的思考空白。這是我們的小說理論時期,就像思考的經驗,就像參考的遊戲。

文學的語言理論衰落,並不代表整個文學理論的衰落。相反,作者的反思和藝術家的呼籲時常成為文學理論的代名詞。而其他理論進路湧現,如認知科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革新、數碼時代的超文本(Hypertextuality)等,使文學的裝置配備前所未有地豐富。例如精神病學的訪問小說"les veilleurs de vincent message"(2009)、社會學自傳"Les Années d’Annie Ernaux"(2008)、部落格敘事"Tumultes de François Bon"等。這些書的作者皆十分有意識地選擇某一種文學理論作為其作品的美學基礎。知識的範式如文學理論,如何被實踐,如何轉化為創作,這不是當代才開始有的現象,柏斯卡的《關於空的論文》(1651)和《思想錄》,或柏格森,或普魯斯,或Philippe Lejeune 或Serge Doubrovsky等,難道他們不是更早地掌握了創作與理論之間的互利嗎?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當代法國文學陣營裡,於某個理論框架下從事實驗性創作,仍俱有一定的魅力。為了不只是給一個例子,讀者可以看看Frédéric Werst的"Ward(1-2世紀)",是最近一本探索「小說」邊界的文選。

從前,受著文學驅使而對思想、道德方面的批評,今天由人文學科肩負起這個戰場。作者今日今日所建議的,是一種哲學,如Pascal Quignard的思辯修辭學,Laurent Mauvignier或Pierre Michon對敘述故事的不同方法的探索。同一時間,在文學批評方面,從Pierre Bayard、Pierre Jourde 到熱耐特,都表示了詮釋的限制,例如文學遊戲著重的是詩學的淵博,而不是閱讀的樂趣;又例如羅蘭巴特和德里達,那些風格肆意的評論文章,讀起來就像一本關於私密的小說。

當哲學和科學開始疑惑它們的書寫形態,和探問如何傳遞令人感動的蘊涵時,其他學科就加入了作家的行列,思考如何用文學創作的方式去填補人文學科知識留下來的空白,或者,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法語翻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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