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末日:日本虛構之時代的總檢討—張彧暋 (3/6)

(三)告別革命:從革命到溫柔

要理解日本七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中期爲止,充斥日本普及文化的末日想像,則必須理解見田宗介爲何稱這個時代為「虛構」的時代。見田注意到1974年的兩個流行語:「溫柔」(やさしさ)與「末日」(終末)。所謂的「溫柔」與「末日」並存,無非一方面是消費生活的到來,另外一方面,則是無盡的、漫無目的的日常幸福感。所謂「虛構」的時代,則是這種人人投入認真參與演出名為「幸福生活」的劇目,但同時卻沒有人認真相信,人人希望這台戯趕快落幕。

要理解終末論的出現,必先理解1968年學運的「革命」理想的徹底失敗。小熊英二在《1968》書中(上下兩卷,新曜社,2009年)探討了未曾經歷日本戰後嬰兒(所謂的「團塊時代」)的成長歷程,如何導致1968年的學運。這些戰後嬰兒在小學時候的50年代,接受美國主導的民主主義教育,雖然物質匱乏,但無論老師與社會環境,也鼓勵開放的討論與自主精神。可是,他們在中學時候的60年代,則因爲經濟高速增長,接連的教育改革,必須扶植大量科學技術人才,而且重視競爭。這一代人被逼參與競爭遊戲,也是日本全國性的考試地獄制度化,「全民皆受驗」。其中考試成功,靠出賣朋友而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卻目睹所謂知識殿堂皆虛有其表,最後透過社會運動而改革社會。

這場學運最終落空,小熊英二認爲原因是這場學運縱然有革命的樣子,内裏卻是戰後嬰兒的「自我確認運動」,也就是一場我們今天所講的身份認同的危機。空虛、寂寞。找尋志同道合的朋友,為某個理想而奮鬥、投入。問題是經濟環境大好,未曾畢業已經能有工作等待,人們其實很容易就會為了「就職」而放棄革命理想。學生運動的左翼標語、口號,脫離70年代富裕起來的大衆社會的生活。當時的現實感,講求家庭生活幸福。學生運動面對經濟富裕的經濟生活現實,開始土崩瓦解。越發脫離群衆,運動越走向自我目的化,繼而激化。最終連合赤軍的所謂武裝革命,不但是一少群年輕人的妄想,其失敗原因,其實是内部鬥爭所致。1972年,革命的失去,代表的是所謂夢與理想的失去,一個時代的轉換。

村上春樹的出現,其實正好了象徵革命理想的失效之後,換上一種以抽離(Detachment)的處世態度,透過消費,營造生活幸福感。《聽風的歌》(風の歌を聴け,1979年)與《1973年的彈珠玩具》(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1980年)當中表達了作者對學運的冷淡態度,所謂的大學生政治運動,其實不過是戰後嬰兒的一場自我確認運動。

理解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虛構的年代」的本質,就必須理解告別革命之後帶來的種種心靈創傷與身份認同危機,如何導致之後「人生如舞臺」的既投入、又虛構的做戯生活態度。山下敦弘的《昔日的我:我過去的一頁》(マイ・バック・ページ,My Back Page,2011年,或翻譯為《革命青春》),改編自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1988、2010年),但導演與原作小説不一樣,重點反而是要描寫這代人「無限地接近真實的虛構性」(《Eureka》ユリイカ,2011年6月號)。小熊英二在同題的評論文說,這套電影所強調的,無非是參與革命的人縱使熱情投入,但他們最後也只不是「真的」革命家。

既然這場運動的本質是自我身份認同危機,又何須以任何大寫的政治理念,來充填個人的生存意義?意圖以政治來改變世界,結果沾汙每個年輕人的雙手。戰後民主主義的教父丸山真男,在退休前悲嘆參與學生往往只能依仗小團體來得到個人認同感,其實與戰時軍隊與官僚的「無責任體系」一脈相承,承擔政治責任的個人主體並未建立。村上春樹看穿了種種革命為參與者帶來的群衆壓力,特別是連合赤軍當中以自我檢討之名的内鬥實情。對他來説,從團體解放個人出來,關鍵是抛棄種種政治革命的幻想,令個人生存的本質與國家社會的政治理念脫鈎,才是七八十年代村上作品強調個人、抽離(Detachment)的社會觀的原因。因此,村上春樹不全然是一種玩世人生的態度,而是一種告別革命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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