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末日:日本虛構之時代的總檢討—張彧暋 (5/6)

(五)如何終結「沒終結的日常」?福音戰士、完全自殺手冊與奧姆真理教

研究援助交際起家的日本社會學者宮台真司,曾以「沒終結的日常」(終わりなき日常)來形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情況。消費主義、經濟成長、富裕的物質生活、生活的幸福感等,沒有一樣東西不好,但就是覺得沉悶,而且這種看似變化多彩卻總是沉悶的日常生活,是無限地延續下去,沒有特別的變化可言。宇野常寬解釋,所謂的「沒終結的日常」,其實對應在所謂「大歷史、大敍事」的時代完結之後,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再定義過程後果。

宇野常寬在《希望論》(宇野常寬與濱野智史,2012年,NHK出版)中,以「政治與文學」作爲框架,認爲在冷戰初期,國家的目標直接定義每個人的生活目標,也就是說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其歷史大意義。因此,國家如同父親母親一樣,有其疑似人格,而每個人的生存與生活,則多少能用這種政治譬喻來定義。可是,在日本八十年代打後,「政治與文學」之間的連接,開始切斷。在消費主義之下,每個人的生存無關政治與歷史大意義,每個人都只能活在自己小圈子之間經營生活、找尋生活的意義(日文所謂的Ikigai的討論,也是在70年代開始普及起來),也就是「喪失革命之後,我們如何再能夠找尋自己人生目標」的後現代式身份認同問題的開端。因此。「自己與世界如何可以連接起來」的方法喪失了,這也是爲什麽這個時候的日本文藝評論界與社會學界,可以無視了世界上各種激烈的國際關係動蕩,而光談消費主義等「文學」的問題去處理自我,希望用一個意圖跳過「政治」的方法,去討論「終極世界目標」。(頁32-35)

如果在60年代的人們,相信自我的行動可以改變世界,那末告別革命之後,村上春樹所採取的抽離策略,則是相信改變自我的意識,世界的謎團也能得到解決(頁32)。各種神秘主主義式的流行趣味(譬如神秘麥田圓圈、UFO。《Keroro軍曹》中的男主角日向冬樹,就是此道的愛好者)代表了這種「世界雖然不能改變,但只要我改變自己的主觀意識,也能接上世界」的觀念,其實是一種重新連接「政治與文學」兩者的譬喻(雖然是一種相當短路的連接)。而末世觀在八十年代尾到九十年代初的流行,則更推前一步,期待「最後一擊」的來臨,來中止這場毫無止境的劇目。

這個思想的巔峰代表作當然是《新世紀福音戰士》(庵野秀明,1995-96年)。故事有兩條主綫,一條是「政治」,也就是世界的目的、社會目標與大意義,另外一條是個人心理的傳統「文學」問題,也就是個人如何面對失去社會大目標的同時,處理個人孤獨、身份認同與朋輩之間的問題。政治主綫的一條,是「人類補完計劃」,其實是希望人類所有分離的靈魂重新結合,好讓所有背叛神的人脫離孤獨,重返伊甸園的一個「政治大故事」與「終極政治計劃」。而文學主綫的一條,則是男主角的心理描寫。他是一個與從來日本機械人動畫熱血主人翁完全不同,性格陰暗内向,常想得到他人認同卻又害怕受到傷害的「文學少年」。他因爲不想傷害別人,不想受到傷害,所以不想下任何(政治的)決定,也不想負(政治的)責任。(參考宇野常寬的《零零年代的想像力》,早川書房,2008年)他不認同父親與組織所賦予的責任作爲自身生存的目標,也不想成爲大人。在故事發展後期,少年人的個人認同危機,短路地接駁到挽救世界的大目標。而故事中要達到這個「文學與政治」重新連接的目標,則只依賴召喚末世的手段(「第三次衝擊」),讓整個世界重新來過,結束無盡、沉悶的日常生活,還有那令人透不過氣來的人際關係,好讓男主角成爲「世界的中心」,「呼叫愛」(下圖),最後在母親的母性擁抱下,得到個人認同,世界跟隨少年的主觀而改變過來,而隨之的政治責任及暴力,則由母親承擔(這點參考宇野常寬的《母性的反烏托邦》,未刊)。

普及文化想像的終末想像——從村上春樹的文學、宮崎駿的動漫畫、神秘主義熱潮、到福音戰士——其實説穿了,不過是消費主義下的一種幻想。見田宗介在評論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時候就說,終末的想像,其實就「像周末一樣的末日」(「終末」與「周末」的日文發音同為shûmatsuしゅうまつ)。可是,同為1995發生的大阪神戶大地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還有福音戰士的上映,多少代表了這個虛構的時代的極限。而以上的作品,多少是村上春樹《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1985年)的各種變奏,也就是個人心理意識(文學)與世界問題(政治)的短路連接。村上春樹在八十年代的作品,最後選擇了自我意識,放棄世界,而另外的方法,則是務求世界的一次性改變,也就是末日觀的想法。

從個人層次的來説,自殺可說是脫離「無盡的日常」的最直接而簡單的「reset」方法,1993年出版的《完全自殺手冊》算一種最能代表這種心態的書籍。可是,從集團層次來説,各種新新宗教,特別1995年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放沙林毒氣,根據社會學者大澤真幸在《虛構的時代的》考察,其實是一群向當地想維持虛構年代的親密家庭的團體感覺,卻想完結那種毫不真切的「無盡沉悶的日常」所發動的、「真實的」末日戰爭。

大澤真幸的《虛構時代的終結》(虛構時代の果て),也就是分析以「末日終結」作爲虛構時代的鏡象反映的終結,也就是「末日幻想的終結」。大澤真幸在他的書中詳細考察奧姆真理教的各種思想與行爲,認爲他們最能代表虛構的年代的最明顯特徵。他們想挽救虛構時代的一切,召喚「末日」,最後末日卻沒有到來,只換來悲劇。因此,東京地鐵事件其實代表着虛構時代的終結。這恰如1972年的連合赤軍,想嘗試挽救「革命」,最終卻失敗,代表的是理想與夢的時代的終結。

大澤真幸分析奧姆真理教的中心思想是,末日沒有到來的話,就由我們來召喚。虛構時代的種種末日幻想,無非希望當下的社會現實,也就是「無盡的日常」儘快完結,感覺就是在看一套沒完沒了的電影,希望從這套戯走出來,讓人們有個新的開始。1989年冷戰結束,多少對核子戰爭到來的幻想撥了冷水,但1991年中東戰爭與日本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一般人害怕失去安定生活的同時,也令人重燃「世事有個了斷」的希望。1995年1月發生的阪神大地震,帶來了這個契機。見田宗介引用住在神戶的都市社會學者内田隆三說,地震當時,「電視機橫向飛來」、「一切物件也可變成兇器」,因此忽然意識到「都市作爲一種從自然分離出來、人爲的虛構」。換句話說,大災害雖然沒有能改變真正的社會結構(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的立場),但事件的戯劇性表達,社會感覺隨之改變,一切理所當然的社會感覺也消去。

大澤真幸認爲,真理教其實是虛構時代的擁護者與中心思想的信徒。他們要求信徒「出家」,無非想透過宗教團體的生活,找尋真實的家族性感覺。他們追求烏托邦,特別是宮崎駿《風之谷》的「理想清淨地」。他們認爲俗世的社會現實,充滿欺瞞與虛假,他們想找回真實、真摯、親密的人間關係。換句話說,他們相信虛構的時代中所提倡的理念:「生活多幸感」所帶來的親密人間關係,還有中間團體所帶來的安定感。

冷戰結束後,日本的特殊國際地位失去,其後經濟停止無限擴張,虛構的時代的各種特徵,包括消費主義、媒體與都市、家庭與人際關係的演技化,再難維持。大地震暴露出這些人爲制度的虛弱,虛構時代的社會現實感其實再難維持下去。奧姆真理教則意圖把這些虛構時代的「現實感」具現化,譬如九十年代初曾經以真理黨名義參選,其時信徒頭戴教主面具,伴隨奇怪的音樂跳舞,無論參與者與旁觀的人也抱「Ironical的投入」的態度看待。結果全員慘敗,教主則更加走上召喚末日的不歸路。

爲什麽呢?教主其實相當相信普及文化的末世觀,譬如他就曾經表示「我們就像《戰艦大和號》」,也就是當地球受到核污染之後,他就帶領信徒航向宇宙。大澤真幸更認爲他們擁有如同《美少女戰士》般的轉生觀。問題是,末日論所啓示的世界末日,就算到來,世界也沒有完結。1995年的災害沒有毀滅世界:末日到來,世界還是意圖回復正常。對奧姆真理教(Aum Shinrikyô)來説,末日觀是他們信念的其中一個核心,而如果末日沒有帶來的終結,即意味他們的末日觀的終結。最後,唯有透過自己雙手,召喚末日。

當然,這種親身演繹《FINAL FANTASY》(遊戲名)的末日觀的行動,固然帶來傷害,但世界依然運轉着。這也是村上春樹自《地下鐵事件》(アンダーグランド,1997年)以後從抽離(detachment)到重新投入(re-attachment)的轉向的重大影響,也是動畫《迴轉企鵝罐》(輪るピングドラム,2011年)對整個1995年事件之後的反思(見圖),而當然這也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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