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對歷史資本主義(上)(盧荻)

編按:本文作者盧荻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專門研究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我們將分兩部連載盧教授此文。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盧教授對主流判斷中國經濟的性質和動力的三大命題和結論——即甲,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是廉價勞動力;乙,這種增長導致兩極分化、消費不足;丙,經濟增長因此必須依賴投資和出口擴張。因投資擴張有內在制約,出口依賴成為結構特性。因此,在全球經濟停滯和國內廉價勞動力消減的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難以持續——進行批判分析。然後,解釋「中國模式」並非全面市場化的產物,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連結的特殊體制,並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路徑的轉變,就中國經濟在上世紀末形成的三大元素,提出一種持續發展的展望。

此文的下半部分,刊載在本誌的2014年9/10月號,見盧荻:中國面對歷史資本主義(下)

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可以理解為一個與資本主義遭遇的過程,不是某種價值理念的體現或理論建構的資本主義,而是歷史形成的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遭遇過程的意涵,既關乎中國本身的發展與不發展,也關乎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範圍的擴展與抵制。因此,要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必須將這個過程放置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演變之中來考察。與此同時,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中又有其獨特地位,前者的變革足以在系統意義上影響到後者的運作和演變方向,對中國與資本主義的遭遇過程的考察因此別具世界範圍的意義。

寫作本文的目的,是試圖依據上述的認識和概念框架,簡明地闡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變革的表現、動力、未來方向、以及其在世界範圍的意義。

世界範圍後進發展中的當代中國

從世界範圍後進發展的角度看,自1970年代末至今的三十多年期間也即所謂全球化年代,中國的優異表現是無可置疑的。這首先表現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無論在這個過程中有多麼嚴重的本來應能避免的失誤和問題,諸如收入分配不均、貪污腐敗、人際關係緊張、自然環境破壞等等,總體而言,經濟增長還是構成了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最終反映在人均預期壽命、人口教育程度等指標的良好表現。

與此相對照,同一時期世界範圍的後進發展的普遍表現,卻是只能以慘淡甚至失落來形容。中國和東亞地區之外的絕大部分後進發展經濟體,都經歷了長期持續的經濟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從而,在此期間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數甚至超過了整體發展中世界的總和,也就是說中國之外的發展中世界的貧困人口不減反加, 這對於全球化的主流信條即新自由主義形成巨大的諷刺。當然,發展失落所反映的,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根本變動,也就是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的結束, 進入全面的停滯以至衰退階段,這將在下文闡述。

就中國本身而言,在此期間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麼,展望未來能否持續?對此,相關文獻所能給出的解答非常有限,皆因文獻的主流見解偏於負面判斷中國經驗,大致上可以歸納為是建立在下面三個相互關聯的論題上的:一,中國的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廉價勞動力;二,這種經濟增長路徑導致收入分配愈趨不平均, 以及消費增長滯後;三,經濟增長因此必須依賴投資和出口的擴張,而由於投資擴張具有內在的制約,出口依賴成為結構特性。從這個認識得出結論。一是認為需求不足是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的常態、是處於長期停滯的世界經濟所難以克服的,從而,承載著出口依賴特性的中國經濟增長路徑顯然無法維持下去。另一是認為所謂「劉易斯拐點」已經降臨中國,也即廉價勞動力漸趨消減,這同樣意味著經濟增長難以持續。

以上既有文獻這種認識,之所以說是具有範式意義,皆因它構成了各種對立意識形態的觀點的共同分析基礎,也就是說它們都認為這三個論題準確地概括了中國現實。在評價層面,作為意識形態一端的新自由主義,曾經大力讚揚中國這樣的經濟增長路徑,宣稱這就是勞動密集、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體現了所謂「自然的發展路徑」,也就是體現了市場原則。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的另一端,國內外的幾乎所有左翼學者都是一致的評價,認為中國這種經濟增長路徑是「有增長,沒發展,甚至反發展」,也即增長是建立在對中國勞工的超剝削的基礎上的,而這又進而損害了全球工人階級的利益。

將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歸因於廉價勞動力,這首先就是不符事實。須知,在此期間中國經濟的生產率提升極為快速,全社會就業人員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增長率,在1978 – 2012 年期間達8.33%,這是世界範圍罕見的快速增長。再較為仔細地看,這個長達三十四年的時段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半階段即1978-1992年期間,是消費帶動、勞動密集的經濟增長,廉價勞動力是事實(工資水平確實長期沒有上漲),即使如此,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也還是達到6.72%的高水平。至後半階段即1993﹣2012年期間,投資帶動、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成為主導, 工資水平趨於持續上漲, 而勞動生產率增長加速,年平均達到9.39%;其中,1993 – 2004年期間是年平均8.90%,2005 – 2012 年期間更是再加速至10.13%。從這種趨勢看實在無法得出經濟增長不能持續的判斷。

而有理由相信,尤其是在這後半階段的生產率愈趨加速提升,其推動力主要是與工業化相關聯的規模效益,以及資本積累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在整個三十四年時段中,工業增長顯著快於整體經濟增長,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更是遠遠高於整體經濟的生產率增長,而且前者透過技術進步效應外溢和產品相對價格變動推動了後者。就世界範圍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製造業向中國轉移、集聚,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和產品進出口貿易經濟體,這正是與規模效益和技術進步相關聯的。

經濟增長的需求來源方面,既有文獻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路徑承載著出口依賴特性,這個判斷同樣不符事實。須知中國經濟其實具有二元結構,出口依賴的是加工貿易部門,其外貿順差佔了整體順差的差不多全部,其增加值卻只佔到整體經濟的幾個百分點,可以說是個典型的「飛地」經濟部門。至於中國經濟的主體部分的增長,在1978-2012年期間是消費帶動,在1993-2012年期間則主要是投資帶動。而投資擴張是否具有內在制約, 這是現實問題而非理論判斷,國家主導的投資的增長取決於公共財政狀況和政策導向,非國家投資取決於利潤率和金融體制安排。現實上, 在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蕭條的背景中,中國經濟也呈現增長速度節節放緩的勢頭,這確實是因為國內投資增長不足所致;而投資不足應該是由於政策和體制導向,而非經濟狀況,因為公共財政狀況一直相當良好,產業利潤率也是處於上升趨勢,這兩者構成了恢復投資快速增長的基礎。

總括而言,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2005年以來作為主導的投資帶動、資本深化經濟增長路徑,達致了生產率和勞動就業同樣快速增長的結果,而且其實還促進了消費同樣快速並且愈趨加速的增長,這應該說是十分理想的經濟發展表現。與此同時,自上世紀末以來,由於社會和政治環境的根本改變,新自由主義日益受到抵制, 勞動權益和勞動報酬得以持續大幅度提高,普及全國人口的醫療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也得以重建,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發展的良好趨勢和前景。

「中國模式」的結構和體制

上文所描述的中國在全球化年代的獨特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不是什麼普遍化以至神秘化了的「自然的發展路徑」的體現,而是特定的結構——體制條件的結果。

按照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流信條即新自由主義理論,「自然的發展路徑」意味著,中國或其他所有的後進發展經濟體,在每一發展階段中都應該嚴格遵循由資源禀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原則,也就是說它們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應該完全由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來決定(所謂「無條件融入世界市場」),而非試圖透過本身的政策和體制來努力塑造有關地位(所謂「策略性融入世界市場」或甚至與世界市場脫鉤)。從左翼傳統的理論角度看,這兩種融入方式的對立,卻正是依附與自主發展的分野。

就中國的經驗而言,三十多年來的實際經濟發展進程顯然是與市場原則保持著具有根本意義的距離,也就是並不符合新自由主義以及大部分左翼學者的論斷。在1978-1992年期間,勞動密集的經濟增長路徑確實是向比較優勢原則趨近,然而其基礎是違背市場原則的經濟主體,也即整個經濟幾乎全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另外這條路徑在當時之得以實現還有賴於1980年之前三十年建立起來的資本密集產業體系,使得經濟增長轉向勞動密集產業時沒有出現嚴重的結構失衡情況;再另外,在那段期間的經濟增長幾乎完全面向內需,即支撐了大規模生產的新興耐用消費品產業勃興的國內大規模消費需求,而在這麼低收入的經濟體中能夠有如此規模的消費需求,這是相對於世界範圍而言的中國特例,是以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格局為基礎的。

自1993年尤其是自上世紀末以來的資本深化經濟增長路徑無疑是更加與「自然的發展路徑」無涉。無論怎麼看,資本深化的速度遠不是市場原則所能解釋的,表現為國內產業升級和出口產品升級都是遠遠超過了資源禀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原則。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更是如此,中國的出口產品的技術和資本含量遠高於同等收入水平的經濟體的出口,而且這種趨勢愈來愈加強化,以至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出口產品與主要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構成競爭。正如上文所述,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是生產率提升遠多於符合比較優勢的廉價勞動力,而生產率提升源自規模效益和技術進步,這也不是市場原則所能解釋的。

在政策和體制層面,資本深化增長路徑的加速推進,本來是源自1998 – 2001年期間中國應對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衝擊的一系列政策,總括而言就是結束了之前數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轉而實施「透過公共部門擴張推動經濟增長,透過經濟增長擺脫債務危機」策略。在2001年之後,這個策略從作為應對危機衝擊的手段逐漸轉變成常規政策,與重建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勞動權益和報酬等等政策措施,構成了抵制新自由主義、建設社會和諧的發展導向。而這個策略之能夠得以實施,首先是因為公共財政的良好狀況,使得公共部門有可能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而被冠以「國進民退」名目的趨勢即國有企業快速發展和國家控制銀行始終主導整體金融體系的狀況,也是實施這個策略的有力保證。

更廣泛而言,自上世紀末以來,中國的經濟狀況包含了三個核心元素,即,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路徑、從福利政策擴展到提高勞動保障和勞動報酬的分配格局、一個具有足夠條件擴展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公共部門。這三個元素的配合意味著,中國大有可能建立起一個類似1950-1970年代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先進國家的發展模式,也即相關文獻所概括的「大企業、大勞工、大政府」模式。其中,資本深化的增長路徑與大企業相對應,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也與「國進民退」趨勢對應,皆因大企業主要正是國有企業。而與大勞工對應的,一方面是勞動保障和報酬的改善趨勢,包括集體談判權的加強、勞動法律的實施、全社會勞動者的工會化程度回升, 以及實際工資持續上升,另一方面是生產技能積累作為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至於大政府,大規模生產所需要的大規模消費很可能有賴於國家提供社會福利,尤其是普及的公共醫療和教育體系、以及城鎮住房保障和相應的公共設施服務,而作為後進工業化經濟體,中國的未來經濟發展亟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和追趕先進國家的技術進步,國家和整個公共部門應該能在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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