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近日泛民「左翼」(含自由派、社民派)「論辯」中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說法的感想(吳馥克)

今天宣布「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與自由派、社民派「結盟」,「反對法西斯」、「保衛民主」,否則就是「斯大林主義死狗」的人們,似乎忘記了他們的路線,正正就是1930年代斯大林主義者保衛資本主義、絞殺工人革命的配方。圖為法國斯大林派黨報慶祝自由派、社民派「人民陣線」選舉聯盟勝利。

今天宣布「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與自由派、社民派「結盟」,「反對法西斯」、「保衛民主」,否則就是「斯大林主義死狗」的人們,似乎忘記了他們的路線,正正就是1930年代斯大林主義者保衛資本主義、絞殺工人革命的配方。圖為法國斯大林派黨報慶祝自由派、社民派「人民陣線」選舉聯盟勝利。

吳馥克:對近日泛民「左翼」(含自由派、社民派)「論辯」中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說法的感想

一,關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
泛民「左翼」在闡述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時,經常將一種機械唯物論強加到馬克思主義身上。尤其是,他們往往沒有提及「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制約和反作用——社會經濟基礎提供了政治文化思想上層建築的土壤,但後者同時影響著前者的發展。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在一個資產階級失去了政權的地方,建立在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權,對私人資本和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有強力的制約作用,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處於一種矛盾的、不穩定的並存。

「經濟基礎」在他們的論述之中,也往往被簡化為「勞資關係」——但「經濟基礎」既包括了構成社會生產力的各種生產資料和科學技術,同時也包括了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結合的各種方式(即所有制、分配形式等等)的總和。既然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是各階級階層的人們的行動和鬥爭的產物,那單純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論,就是不可能成立的。

換言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存在著一種對立統一的關係,而不是單向的決定關係。

二,所謂「道德證成」
因此,泛民「左翼」口中的所謂「唯物史觀」,與其說是真正的唯物史觀,更準確的說是一種最粗劣的「經濟命定論」。馬克思主義者在泛民「左翼」論者的言論中,成為了信仰共產主義社會必定來臨的神職人員,共產主義運動則成為了一種傳播福音的宗教運動——泛民「左翼」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基本上就是鞭撻這個他們創造出來的稻草人。

將馬克思主義打成是「經濟命定論」的先驗宗教信仰之後,泛民「左翼」們就宣布,真正符合人們意願的進步政治,不能像他們杜撰的「馬克思主義」那樣抹煞人類的存在、而必須有「道德證成」。

當泛民「左翼」們訴諸各種號稱普世的、全人類的道德的胡扯的時候,他們似乎故意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那就是階級社會的道德,最終是各階級利益的反映,只要利害不同甚至對立的階級繼續存在,就不會有真正訴諸全人類而皆準的道德。

換言之,泛民「左翼」們的所謂「道德證成」,說到底就是從小資產階級既討厭大資本壟斷、又恐懼無產階級專政,寄希望於一種「公平」、「和諧」、「可持續」而「民主」的資本主義的立場,「證成」改良主義符合「人性」和「普世道德」的……自說自話。

眾所週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不但不會訴諸「普世道德」,還直接批判這種道德,指出它其實是統治階級的道德的事實——他們訴諸勞苦大眾的切身利益,即一種在實踐上和結論上與資產階級「普世道德」完全迴異的倫理觀。他們根本不屑於玩弄關於道德的文字遊戲,而是回到無產階級鬥爭的需要本身。

泛民「左翼」們面對像托洛茨基的《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的那種著作時,恐怕只會爆發「道德的恐慌」,焦慮的要「論證」:相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殘忍」,他們訴諸資產階級國家平衡勞資利益,推行社會福利、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穩定(對,就是維穩),支持帝國主義維護世界「秩序」的配方(對,也是維穩),是如何的更加符合跨越時空的「人道」和「正義」。

三,關於福利主義
泛民「左翼」們宣稱,社會福利政策可以有效的平衡階級矛盾、緩和階級鬥爭,維護資本主義穩定,從而「證偽」「馬克思主義」。這是一種去脈絡的描述。歷史上的大規模的社會福利政策,是處於冷戰前線的西歐、北歐帝國主義國家,為遏制國內外左派勢力,配合武裝對抗、政治顛覆蘇聯的根本國策而推行的東西——換句話說,不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有能力或意願推行「福利國家」政策。在蘇聯滅亡、在西歐政壇一度佔據重要地位的號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工人政黨隨之瓦解後,「福利國家」的政治前提已經不復存在,在經濟蕭條、利潤率低迷的情況下,西歐北歐各國都在推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私有化,大力削減公共開支、特別是降低福利支出。

當福利主義在西歐北歐已經日薄西山,世界資本主義陷入停滯的時候,還有號稱「左翼」的人們,繼續信誓旦旦的宣稱,福利政策可以有效緩和社會矛盾、甚至克服蕭條,是不是有點荒誕?

四,關於「公平分配」
泛民「左翼」在鞭撻和把玩自己創作的稻草人之後,要求已被「證偽」的馬克思主義者,要負責任的為當下的社會提出「公平的分配制度」。

其實,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早就徹底地駁斥了「左翼」們這方面的謬論,讓我們看看馬克思是怎樣說的:

『我較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另一方面談到「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這是為了要指出:這些人犯了多麼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思,而現在已經變成陳腔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於我們黨,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關於權利等等的空洞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紮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謂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質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於: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末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彷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成為主要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係早已弄清楚了,為甚麼又要開倒車呢? 』

泛民「左翼」既要維持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又要為它杜撰「公平分配」,除了自欺欺人之外,還可以怎樣呢?

五,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分配
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之中,共產主義社會,只可能是建立在同時代最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文化技術水平之上,物質十分豐裕的全球性社會——這樣才有可能達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在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之前,在工人階級執政的各個國家裡面,社會剩餘不可能超越「按勞分配」的框架。至於具體上如何分配社會剩餘,即社會剩餘多少投入擴大再生產、多少儲蓄起來、又有多少以工資等形式成為勞動者的消費資料等等,則只能根據當時實際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以及工人階級的民主討論而決定。

但這並不是基本立場就是改良資本主義的泛民「左翼」,所可能討論的東西。如上所述,他們不假思索的咬定抽象的「福利制度」取消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繼而以此「為由」要求共產主義者要為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一套「合理的分配模式」——換句話說:要求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共產主義者為資產階級制定「預算案」,即要共產主義者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種言論的荒謬程度,同要求無神論者必須為梵蒂岡制定「合理的僧侶等級薪酬編制」、要求無神論者成為天主教徒,實在不相伯仲。

六,唯物辯證法與詭辯的區別
在這場「論辯」之中,也出現了各種關於「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的說法。有自稱代表「馬克思主義」的人宣布:「辯證法」據說是「好壞無絕對」、「好包含壞」、「壞也可以變好」的一種玄學,甚至於宣稱,馬克思並不反對資本主義。

列寧關於唯物辯證法和冒充前者的詭辯論的區別,有這一段著名的說明:

『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靈活性, 達到了對立統一的靈活性, ——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這種靈活性, 如果加以主觀的應用=折衷主義與詭辯。客觀地應用的靈活性, 即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的靈活性, 就是辯證法, 就是世界的永恆發展的正確反映。』

列寧在這裏說的「客觀的應用」是指:在唯物辯證法之中,「概念」是主觀思維對客觀事物本質的反映,是實事求是、具體分析具體問題的產物,盡量準確的、全面的反映分析對象的本質、內外矛盾和發展方向。同樣,「概念」是主觀思維在認識客觀世界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隨著客觀世界的變化和發展,「概念」也會有相應的變化和發展。

換句話說,唯物辯證法是一種努力如實反映客觀世界的科學方法。

但對詭辯者而言,「概念」是按照他們自身需要而創作的各種命題,沒有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的基礎,也和客觀世界的實際情況沒有關係。詭辯者將自己的「論述」,建立在相對主義的基礎上:「概念」之間的聯繫、轉化和發展,都可以隨心所欲的發生,完全沒有客觀的性質和條件。詭辯者將客觀事物的本質和發展過程,進行片面的裁剪和拼接,拒絕全面的評論事物、拒絕從事物的全部關係的總和,去判斷它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具體的說,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辯證法」「成果」,除了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應該和自由派、社民派「結盟」之外,還有「企業集體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普選有助促進勞工立法等等。這當然不是反映實際情況的唯物辯證法,而是借用「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詞彙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論述」。

七,「論辯」的根源:小資民運的危機
既然泛民「左翼」這些針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都是屬於打稻草人自說自話的範疇,那他們之間又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論辯」?甚至有「馬克思主義者」宣稱,馬克思主義有不少來自「自由主義左翼」(直譯:資產階級「左翼」)的「好東西」,甚至兩者應該「結盟」的說法呢?

其實,撇除了所有的標籤和姿態,他們的辯論的本質,就是兩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商榷」——即是說:要老老實實的宣揚改良資本主義,還是「玩火的」給改良主義戴上「馬克思主義」的帽子?

「自由主義左翼」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基本上仍然穩定,所以反對那些「反資」的空頭支票;「馬克思主義左翼」們則認為,如果不為改良主義貼上各種「激進」的、甚至「革命」的標籤,則無可能在世界資本主義停滯、國際危機頻繁爆發的條件下,動員大量的勞動群眾參與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以挽救資產階級「民運」的全面的、公開的沙文主義化。

這種討論,如果和「道德」有什麼關係的話,那就是:不要被訴諸抽象道德的論述所迷惑,要從歷史和現實之上考察論者的階級立場和實際主張,到底對那些人有利,這樣才不會上文字的當、成為各種「哲學家」的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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