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前某些「左派」姿態與「反資本主義」口號的再商榷,以及關於工運之困境的一些想法:歷史社會結構作為視角(陳昇澤)

《跨時》按:台灣近年的社會運動,儘管出現不少號稱「反資」的表述,但群眾性的工運持續缺席,資本主義制度也完全沒有被動搖。陳昇澤君這篇文章,以台灣自1960年代以來的產業和社會結構的變遷為切入點,剖釋當今「反資」論述的小資產階級性質:要求資產階級國家使用強大的行政權力,對被視為本土敵人的特定大資本進行限制,重新開啟小資產階級的「向上」社會流動,挽救他們於無產階級化的「下流」。

在這種邏輯之下,「反資」並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反對據說「異化」了本土的某黨政府及其權貴;同樣,「反資」也不是反對本來意義的剝削,而是對同樣建立在剝削基礎之上的「小本經營」、小老闆和小生產的禮讚。簡言之,這是一種要求政府讓大家都可以當老闆的「反資本主義」。

因為這種「反資論述」,並不建基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實際運作規律的認識之上,也不會考慮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方向,它們主要訴諸「反文化」的意識形態宣傳:小就是好,大就是壞;「官逼民反」——不是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而是要求「本土勢力」接管這個國家,為本土派的支持者服務。這一種有時冒充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是「蒲魯東思想的變形殘餘物」的運動,不只是港台兩地的現象,還是199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進低谷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引發的各種群眾運動之中的普遍現象。

近日,趙剛在北京清華大學的《台派「烏托邦」》演說,因剖釋了主導太陽花運動的保守和右翼意識形態,被大陸部分左傾讀書人非議,指「左翼」應該介入、讓「左翼」語言佔據此類運動的領導地位。我們認為陳君這篇文章,對辨明小資「左翼」運動的性質和矛盾,以及馬克思主義者應如何處理這種運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


關於當前某些「左派」姿態與「反資本主義」口號的再商榷,以及關於工運之困境的一些想法:歷史社會結構作為視角
陳昇澤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學生)

2015年4月8日

「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在這個資本主義看似行將就木,卻又彷彿氣數未盡的年代,許許多多的社會運動紛紛順勢揭竿而起。同時,有不少論述已指出,若要從根本上動搖甚至瓦解資本主義的運作與制度,除了集結、發起群眾性的工人(勞動者)運動之外,其餘的方式,大抵幾乎都可說沒辦法完全命中要害。當然,有人會說福利政策什麼的,是,除了那些右派分子以外,大概不會有人反對各種福利政策。然而,若這種福利政策是以承認資本主義為前提,在資本主義內部實行,那麼,除了延緩、調和從而掩飾資本主義的矛盾與破產以外,它最多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這麼說並不是在反對福利政策,而是一句話:難道只要有它就能解決資本主義由於市場飽和、生產過剩而引發的一系列周期性經濟社會危機嗎?還是它反倒經常被資本主義給解決?關於這點,本文在此並不打算進行深入的討論。本文要談的主要問題是,既然推翻資本主義必須要有群眾性的工人運動,那麼,為何近年來冒出不少「反資本主義」的表述,但台灣至今卻始終只有零星的,而缺乏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工人運動?

一般的論述主要大多會聚焦在政治因素的分析,這點無疑是個重要的關鍵,而在以此為前提的情況下,這裡主要則試圖將台灣六○年代到當前的歷史軌跡、社會結構、產業型態一併納入討論的範疇。六○年代,因為那可以算是台灣工業化的起點,至於當前,則是由於近年來有一大堆標榜「左派」與「反資本主義」的口號出現,但實際上,他們的內容卻又是各種曖昧不明、模糊不清。因此,這裡試作一個概略性的討論,以便針對歷史與當前的情況,以及自己的一些觀察與零碎的想法,進行一些簡單的整理與爬梳。

台灣逐漸步入工業化主要是在六、七○年代,當時設立了幾個加工出口區,專門從事國際分工體系下的代工生產。在這段期間,「黑手變頭家」(謝國雄,1989)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亦即,工廠底下的員工累積了一些資金之後,自己出來開設小工廠,成為自營業者,接訂單(國外的訂單居多),進行低技術成本的工作。這種現象,一方面形成了各種小工廠、衛星工廠林立與市場「零細化」的狀況,一方面也讓人們有種「階級流動」的觀感或嚮往。根據研究指出,這些普遍化的「小頭家」之所以選擇自己出來開設小工廠,主要是由於原本的工廠勞動艱困、待遇又不佳且時常被打壓(整天要看別人臉色);而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也根本不太可能形成強而有力的工人群體、工會勢力並與資本家進行談判。相反,在這些小頭家看來,自己出來做,雖然也很辛苦,但至少比較自由,更不必看別人臉色(而且還可以要求別人看自己臉色?),甚至還可能賺得比較多。因此,那倒不如選擇出外另行「自立門戶」、「白手起家」、努力奮鬥、「愛拚才會贏」,同時,他們也正好經歷那段所謂「經濟奇蹟」的浪潮,於是,這些觀念與實踐一路流傳下來,成了至今大多數人所遵崇供奉的創業神話。

而關於這種普遍的小老闆化,小工廠的自營業者是小頭家的一種,還有一種則是攤販。當時攤販的出現,主要是政府為了緩衝失業人口,而採取寬鬆管制,所給予的一個過渡地帶(戴伯芬,1994)。然而,久而久之,隨著生意逐漸發展起來,攤販也演變成了職業的一種;期間,也曾有社會局介入,嘗試將攤販輔導轉職,而對方則是提出「你開出一個月六萬元收入的工作,我就過去」的要求,可見從事攤販生意多多少少也算是一條不錯的出路(莊啟文,2010)。後來,這也變成了台灣特有的夜市文化所發展起來的脈絡之一。

這段期間造就了一大批中小企業的形成,而台灣社會也經歷了初步的「中產階級化」。然而,國際代工的經驗,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這個集團的思維邏輯,那就是說,生於代工操作,習於代工組裝,崛起於代工生產,使得他們終究缺乏遠見,缺乏創造力、創新力(反正東西裝一裝就有錢賺了,我想那麼多有的沒的幹嘛?吃飽太閒嗎?),從而在新產品的開發與投資上也更是保守、拘泥、不知變通、不思長進。許多時候,某些事物只消略有一丁點風險,他們往往便不予以考慮。於是,在他們看來,大概只剩房地產是穩賺不賠了吧!從這點來說,儘管他們也從中累積了不少資本,但他們與歐美早先那些個頗具開創性、冒險特性的資產階級不同,他們冥頑不靈、食古不化的習性,使得他們連個「稱職的」資產階級,都還稱不上。

接著到了八○年代後,隨著整個產業,從工業到服務業的逐漸轉型,又使得台灣社會更進一步地「中產階級化」。有研究指出,1992-2007的台灣,並不是兩極嚴重分化、貧富差距極大的社會,儘管後來有財富慢慢集中化,一般人逐漸面臨無產化的趨勢,但至今仍是以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林宗弘,2009)。而在產業方面,儘管經歷轉型,也有許多大型企業的出現,但整體上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型態。

前面談到,中小企業的形成與工業化時期林立的小工廠有關,那麼,試想,當時在這些三、五人或八、九人或十幾二十人所組成的各種小工廠中,工人們在自家工廠內部或與外部工廠的工人聯合起來發動反抗、罷工的機會有多少?在這些小規模的經濟體中,當工人有所不滿時,狠一點的老闆可能直接將他們解雇,反正當時技職專校一間接著一間地開設,訓練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技術工人,他只消把薪資稍微調高一點點,完全不用擔心找不到產業後備軍。不過,另一方面,老闆以「人情關係」計出各種懷柔政策也是不無可能的:好言相勸(「唉唷,別這樣嘛」、「大家和氣生財啊」)、家人小孩幫你照顧一下、請你吃頓飯、承諾月底多發一點獎金等等,並且,再加上政治因素的箝制,工運在這種情況之下,往往早已慘遭腰斬、不攻自破甚至是胎死腹中。於是,對於這些小工廠底下的工人來說,試圖複製他老闆那種「黑手變頭家」的路徑,可能往往要比發起罷工的機會要來得高。甚至於說,倘若工人本身在鄉下老家還有適量的田產,能夠返鄉從事農耕自力更生的話,那麼,他試圖發起抗爭的意願會有多少,大概又會是更加地曖昧不明了——這裡並不是在對工人自覺階級意識表示不信任,而是在試圖探討各種客觀條件可能對於階級意識產生的制約和影響。

而隨著產業的轉變,文化資本的多寡,在其中也逐漸成了與經濟資本差不多重要的項目。九○年代至今這二十幾年來,「黑手變頭家」的現象已越來越少見(林宗弘,2009),然而,這個歷史軌跡卻保留了下來,只不過變換了形貌。在今日,人們的路線可能比較會是,經由習得某些專業的知識技術進而自立門戶,例如,原本是某間設計公司的小職員,後來自己出來開服飾店、原本是某間餐廳的員工或廚師,後來自己出來開小吃店等等不一而足。又或者是,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企業隨著市場愈趨飽和,人力也逐漸供過於求,於是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既可能無法又可能不想進入大公司受驅使、支配,於是選擇自己出來開咖啡館,開各種藝術工作室,即便市場小,有些時候簡直就是口袋空空,但至少不是庸庸碌碌的「異化勞動」,反而可以「獨立自主」、「做自己喜歡的事」、「追尋自己的夢想」——同時,這種對於「異化勞動」的拒絕,也是在對於大資產階級那種「向錢看齊」、「唯錢是問」的特性所進行的鄙視與唾棄。再不行的話,那不妨就去擺攤賣個雞排,反正頂多被罵一罵,不痛不癢,為了討生活,還不是照賣。事實上,社會流動,不管平行或垂直,不管或大或小,始終是台灣歷來常見的現象,這也是為什麼每當有關廠工人出來抗爭時,經常招來一陣又一陣的群起圍攻與撻伐,在那些圍攻者、撻伐者看來,就業或創業簡直可說是易如反掌,「別再亂了,不能好好地去找個工作嗎?」、「自己開家店不會嗎?」、「再不然去擺個地攤很難嗎?」這類隨處可見的想法隨著台灣歷史社會的發展,幾乎早已銘刻於他們狹隘的切身經驗與夢境第三層的潛意識。

而上述那些我暫且稱之為「新手變專家」(再變為頭家)的社會流動,是不是當前社會的常態,也許仍待查證;不過,我們似乎無法否認,自營業者在目前的社會結構中,並不是少數。而這些小規模居多的自營業底下的員工,他們有可能發動罷工嗎?至少就我的經驗看來,罷工的機會,不能說沒有,但難度非常高。儘管前一陣子還聽說,中部某家鑄模工廠,其中一條約七人的生產線,由於成品作業與薪資糾紛,阻斷了生產線,進行了一天的罷工,並且成功與老闆進行談判。然而,這貌似並不是目前的常態,相反地,在許多時候,事情似乎往往沒有辦法那麼順利。試想,如果有可能的話,某家餐廳僅有的三名員工要罷工了,那麼,對面的餐廳會跟進嗎?這種時候,坐視不管放任對方倒閉,以便接收市場的念頭,可能要高於聯合起來罷工的想法,畢竟後者必須承擔很大的風險,而且也沒有任何工會作後盾。那麼,三名員工要如何罷工呢?也許可以跑進廚房封鎖老闆的冰箱或直接封鎖整座廚房?但似乎難保下一秒不會被移送警局反被牢房給封鎖。而倘若罷工這條路行不通的話,那麼,他們是不是也會繼續複製那種「新手變專家」(再變為頭家)的路徑呢?(一如俗話所說:「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正好透露了人們受到壓迫時,當務之急通常貌似不是試圖群起反抗,而是自求多福地找尋各種逃離的出路?類似地,直到近年來,也還是有一大堆人誤以為罷工就只是自己不工作而已……)若先試統計全台灣到底有多少自由業者,自由接案(工作)者,中小企業的自營業者,以及受雇者,並且檢視這些受雇者當中,有多少人受僱於中小企業,也許能從中找出一些可供參考的線索?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所謂「反資本主義」、「左派」運動的政治想像又會是如何呢?

關於這點,目前大概沒有辦法鉅細靡遺地詳細釐清,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前許多冠上「反資本主義」、「左派」的運動,並不一定是以工人、勞動者立場為出發點所提出的論述。或者說,他們也會自稱是「勞動者」,只不過是「老闆兼員工」、「校長兼撞鐘」,在我們的生活裡,這樣的例子事實上也並不少見。然而,在主觀認同上,他們也許傾向自認為是「勞動者」,但在客觀區判上,不管企業或大或小,他們始終是老闆。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與其說是無產階級對於資本家的壓榨與資本主義的結構剝削,所發起的反抗與鬥爭,乃至於到針對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推翻,毋寧說是各種小資本家、小企業家、小店家、小老闆在資本主義內部以「多元」為名,並在瓜分市場的過程中感到市場被壓縮,而以某種拐彎抹角、穿鑿附會的方式對大財團、大資本家發出底下這樣的指控:「阿都被你賺走了,我是要賺什麼?!」據此,再扣連到全球化之下跨國大型連鎖企業的進駐,更加使得他們所欲對抗的,是一切大的事物。若要用一句話來簡單概括,那麼,也許可以是:小資產階級的小資本主義與大資產階級的大資本主義之間的相互鬥爭。

霍布斯邦在討論十八、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時,曾經描述過類似的對立。儘管當時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引起了無產者的反抗,但是在另一方面,國民所得從窮人流向富人、從消費流向投資的轉移,也引起了小企業家的對抗。

「大銀行家、緊抱成團的國內外『公債持有人』,他們把所有稅收撈入自己的腰包……他們在小商人、小農場主人這類人當中的形象,要比在勞工中更不得人心,因為這些人完全懂得金錢和債權,因此對他們所處的不利境況深感憤怒」(Hobsbawm,1999:58)。

獨立工匠(自營業者)、小店主等小資產階級的經營規模處於較低層次,他們在一方面設法與工人保持涇渭分明,同時一方面又與資產階級對立。「小」這個字,「小即是美」的主題與方案,在法國激進派的集會當中總是不斷重複。它的敵人是「大」——大資本、大企業、大財政、大商人(Hobsbawm,2002:248)。而這個

「由若干不滿意的中間社會階層所組成的龐大但有欠明確的聯盟,他們並不確定自己是比較害怕富人還是比較害怕窮人。這個聯盟包括由工匠和小商店主人所構成的舊式小資產階級……他們的世界是由『小人物』對抗『大』勢力所決定的世界。……小是值得自豪的,但太小就不行。因為小財產和大財產一樣需要對抗集體主義;而書記和技術勞工的收入雖然可能非常相近,但書記的優越性必須予以保護,他們不能與技術勞工混為一談」(Hobsbawm,2002:130)。

這也是為什麼,在當前某些自稱「左派」的論述中,經常會出現那種標榜「大型工商體系=規訓奴役=單一同質=商業營利=黑心生產=資本主義」,而「小型手工自製=獨立自主=多元特異=反商業非營利(小商業小營利)=良心生產=反(非)資本主義」的區分邏輯與對反關係。

除此之外,另一種常見的表述是「反權貴資本主義」,不過,假若「反權貴資本主義」反的只是「權貴」而不是資本主義,那麼,這種表述的一切政治立場便昭然若揭了。只不過,資本主義在現代社會就是造就權貴的根源,那麼,不反資本主義的「反權貴」,可能嗎?難不成是反當前的權貴,然後放任資本主義繼續滋生另一批新權貴?還是說,只有那種大資本家主宰的「權貴資本主義」由於「黑心」,所以才有剝削,而小資本家主張的所謂「正常的資本主義」(難道有這種東西嗎?)或小規模生產,因為是「良心」生產,所以不會有剝削?關於這點,在此只能不厭其煩地再次指出:資本主義的運作制度在根本上是一個結構問題,而不只是什麼抽象的、飄飄然的「道德問題」。當市場飽和,利潤下降,俗稱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難道小規模不是比大規模更容易遭到虧損的打擊,然後付不出薪資,從而一天到晚唯心主義式地主張「理念、心靈感受比較重要,物質、生活條件無須計較」,變相地要求員工共體時艱嗎?(這不禁令人想起先前某位資本家說的:「只要有理念,一個月半K都能活下去。」此外,「學徒制」在不少的工作場合,依然保留了下來——即便可能隨著工作性質而改頭換面,以致有些隱而不顯——這使得那些雇主、老闆能夠順理成章地,藉此之名行剝削之實,以便達到縮減成本的目的。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他們對員工,尤其是新進員工,如此宣稱,「年輕人沒經驗就該好好學習,不要好高騖遠,討價還價最後吃虧的只會是自己」,但其實講白了就是:「你是來學習的,我教你知識技術,沒跟你收學費你就該偷笑了,還敢跟我要薪水?」別的不說,就說這幾年常見的,學生實習、研究助理進行了一堆工作卻領不到薪資等情況,正是這個運作邏輯之下的產物。)

暫且不論小規模生產的品質如何如何,但那種將小規模生產說成是反資本主義的論述,事實上是很有問題的,因為社會主義不光是只有分配的問題,還必須有足夠的、充沛的,連馬克思本人都肯定過的那種豐盛的生產力,才有可能進行各種物質分配。一家小本經營的小店,老闆一人,底下兩名員工。一個月的營業額,扣除原料、店面維護等成本之後,最後剩約五萬。試問,這是要如何進行分配?老闆兩萬,員工一人各一萬五,接著不斷和員工說:時機歹歹,大家忍耐忍耐?最後使得員工對於那種「自己出來做,賺得比較多」的想法與實踐繼續進行複製?於是,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那種大小對反的邏輯,說穿了,不過是那種大家都來當老闆,大家都來「獨立自主」,大家都來白手起家(而且還必須不靠爸,那樣才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的創業神話,經過修飾、轉換之後的另一套陳述。換句話說,今天人們通常仍舊一味地只是極力讚揚階級流動,卻很少正視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結構剝削與階級壓迫。表面上,許多人都在咒罵郭台銘,但事實上,許多人不是在「小郭台銘」就是在意圖前往「小郭台銘」的路上(當然,有機會的話,還是要成為「大郭台銘」啦),不管是經濟場域或是文化場域,大致上差不多都半斤八兩。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文化品味的區判邏輯蓋過了政治經濟的具體分析。換個方式說,當前的情勢似乎是,文化場域的小布爾喬亞對於資本主義必然導致文化同質化、單一化的厭惡,與經濟場域的小型自營業者對於大企業、大財團、大資本家可能壟斷市場的反感,在「反資本主義」的陣營中,恰好由於雙雙處在邊緣、弱勢(尤其是在形象上)的位置,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統一戰線」或某種程度的「同質共構」關係。

然而,事實上,這種小規模生產、小型自營業者對於資本主義提出的批判,和馬克思所描繪的無產階級不同,這種批判,雖然在某個程度上能夠在資本主義內部瓜分一塊或大或小且不甚穩定的市場,但卻無法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台灣市場本身就小,又持續被切割、零細化,這種單打獨鬥的特性,導致各方生產力往往不夠充裕或無法整合,乃至於到難以進行總體的資源分配。於是,人人都是小小的「耕者有其田」,同時,人人也都幾乎快落到貧困的邊緣,在這種條件下,幾乎成為一種必然的現象。儘管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但卻不見得能對於資本結構作出明確的社會科學分析,反而是將「反對異化勞動」作為軸心,同時通過形象之間的對立來加以參照,例如:富人與窮人,腦滿腸肥的資本家與骨瘦如柴、營養不良的憔悴青年。或者,也許應該反過來說,由於沒有能夠集結罷工的客觀條件,他們便轉而將自身的落魄與貧困,作為一種拒絕的標誌與批判的武器。不過,這種現象也同時形成了一種雙重弔詭的悖論:既然自身的貧困作為批判的武器,那麼,貧困被解決,就等於被迫繳械,因此,還是讓貧困繼續懸置吧?亦即:「金錢雖然不是萬能,但沒錢萬萬不能」這句話,在他們的實際操作上,反倒成了「金錢雖然看似萬能,但沒錢我照樣萬能給你看」。如若最後還是無法萬能的話,那便試圖通過一種「輸者為贏」的倒置方法進行象徵鬥爭,自我賦權地宣稱:「誰規定一定得要萬能!」。然後藉由那種「在艱困無比的環境中持續努力不懈地堅定夢想」的形象,並透過自我剝削,透過與布爾喬亞以及現實物質基礎雙重決裂的方式,進而提升自己的象徵價值、道德光環與名譽聲望。同時大力推崇那種據說能夠「自給自足」、與世無爭,甚至小確幸式的,近似於空想社會主義的小小世界。這使得那些頗具藝術家氣息的(新興)小布爾喬亞用來對抗布爾喬亞的策略,最終依其生成的空間結構,總是習於不分青紅皂地反對所有的物質利益。

儘管這批人可能結成所謂的「統一戰線」,但他們究竟能否稱作一個階級,並且「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呢?瞧瞧他們往往習於將全體人民打包成無階級差別的「公民」,進而以那種粗糙的「官逼民反」立場,只將矛頭指向政府,而不是將資本家甚至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列為首要的抗議對象。即便丟鞋也主要是針對官員,從來也沒見過那些個郭台銘、王永慶、徐旭東之流被丟鞋,由此看來,這批人的政治立場大致上也能略窺一二了罷?儘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稱「左派」、「反資本主義」,但骨子裡,大概更近似於那種典型小布爾喬亞式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的批判與其說是社會主義式的,毋寧說是無政府、拆政府、幹政府主義式的,他們的意識形態根源與其說是來自於馬克思,毋寧說是蒲魯東思想的變形殘餘物。這正如同霍布斯邦所討論過的:他們相信小型的互助生產組織,而不相信這世界上會有沒「人性」(例如台灣的「人情味」什麼的)的公司、企業、商家、工廠,並且,痛恨所有政府。這對自力更生的小自營業者,自主性較高、抵制無產化的專業知識技術工作者,以及抱有農村浪漫生活情懷的人特別具有吸引力(Hobsbawm,2003:232)。他們早已習慣將「獨立自主」的生活作為前景,即便他們也自覺遭到壓迫而參與政治運動,但並不全是由於出自無產階級受剝削的困境,而是因為他們更多地認為,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竟然不能在鬥爭中獲得勝利,那實在是一件荒謬的、不合理的事情。

而這樣的抗爭,在今天的台灣,往往被包裝成一種「左派」、「反資本主義」的論述,從而掩蓋了那些打著小資旗反大資旗的事實。也許我們可以這樣問:人們用一系列的反文化表述來代替歷史結構的分析並往往取得主導,是不是要自圓其說,宣揚能「反對資本主義」的(小)資本主義就不是資本主義?今日「左派」,就像消費社會底下的招搖展示那樣,彷彿只需披掛上一件外衣進而自封、自稱、喊聲、反叛、反文化表態(講難聽一點,就是反智),藉此提高自我形象與聲望之後便是「左派」,而不需針對歷史做任何的功課,甚至無須探討資本主義的運作與進程,及其根本上的週期性經濟社會危機,更遑論提出任何具體的社會科學分析了。同時,反共思想的幽靈,至今仍舊在其中持續發揮著它潛移默化的作用,於是,在許多人看來,——即便他們可能對於共產主義的原初概念不甚瞭解,但照樣可以鐵口直斷地蓋棺論定:共產主義根本就是個天大的災難,而且早已徹底失敗,歷史業已終結,我們至多只能用一種「反資本主義」的姿態,既歡天喜地又烏煙瘴氣地活在資本主義的弔詭世界裡,一邊想方設法對它進行各種「修補」,一邊得過且過!

那麼,這樣的情況,可能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呢?未來的變化,沒辦法準確地預測,也許只能在此嘗試稍作以下這樣的推論:在更多大規模的大型產業與數量龐大且有工會、有組織的工人、勞動者運動出現之前,儘管社運內部依然會持續產生許多政治路線的爭辯、分歧和差異,但雷厲風行、一呼百應的小資民主派,也許仍會是當前整個「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主導與基調。

附記

一、這裡嘗試將社會結構作為視角,概略地探討工人運動的生成限制與困境,並不意味著我否定或放棄了工人運動的路線與共產主義的可能前景。同時,也許機會不高,但我也不會一竿子打翻一條船,認為那些勞苦的小資產階級,絕對不可能繼續左傾進而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總之,儘管已經討論了不少,但廢話與限制也很多。不過,這些簡單的回顧,主要是為了在大致上檢視歷史社會的樣態,檢視我們究竟處在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社會結構,以及什麼樣的位置,進而在後續的思考過程中,試圖找尋一些可能的線索與出路。

二、對於資本主義的問題,若僅只是採取一系列品味方面的「文化反叛」、「次文化回應」,或說一味地只是效仿工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嚼檳榔、罵髒話,用一種波希米亞的方式打扮得很頹廢、破爛、渾身油漬,試圖展示出某種看似很草根的姿態,這難道就能解決工人的困境嗎?這種論述難道不是在將一切的政治經濟問題簡化為所謂的文化品味問題嗎?只是將郵筒刷成黑色與白色,難道可以解決郵差過勞死的問題嗎?只是將制服改成藍色或綠色,難道就能夠解決低薪的問題嗎?

三、假若有人把飛機說成是火箭或太空船,並且駕駛飛機航向太空,但由於馬力不夠與燃料不足,完全無法穿越大氣層。接著開始往下墜落,途中還遭到幾架戰機的炮火纏鬥,最後能源耗盡,雖然沒爆炸,但也已石沉大海。那麼,這樣我們能說,火箭或太空船根本就無法航向太空,探索宇宙、調查蟲洞甚至重力干涉空間更是完全不可能的嗎?

參考資料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2卷,第2期,頁11-54。
戴伯芬,1994,〈誰做攤販?-台灣攤販的歷史形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七期,頁121-148。
蔡瑞明,2002,〈台灣社會階層化過程〉,《台灣社會》,頁165-200。
林宗弘,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台灣社會學刊》,第43期,頁93-158。
林宗弘等,2012,《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台北:勞工陣線協會。
莊啟文,2010,《鳳山地區攤商家庭升學主義意識形態與成就價值觀之歷史社會學分析》,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Eric Hobsbawm,王章輝等譯,1999,《革命的年代》,台北:麥田。
同上著,張曉華譯,2003,《資本的年代》,台北:麥田。
同上著,賈士蘅譯,2002,《帝國的年代》,台北: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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