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摘錄(藍博洲)

《跨時》按:以下首發於作者臉書,經作者同意轉載。


藍博洲著作《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封面。

藍博洲報導文學作品《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封面。

《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摘錄
藍博洲

時序進入一九四七年。

王添灯當時絕對未曾預料到,這一年竟是他生命歷程的最後一年!而且,就在寒意猶在的早春三月,他就要被迫在歷史的迷霧當中永遠消失!

歷史終究是無情的!

一、多事的年
隨著國共和談的破裂,中國政局急速朝向分裂、對立、內戰的方向惡化,人們聞到了日熾一日的國共內戰的煙硝味。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開始在臺灣設師管區,準備徵兵,把打內戰的黑手伸進了臺灣。

然而,王添灯對臺灣和整個中國的未來始終是滿懷熱情的希望的。就在年初,他通過在《新新》月刊新年號(一月五日發行)發表的〈年頭之辭〉,表達了個人對新的一年的寄望。

王添灯寫道:

由於舊年在政治上、經濟上,我國所經過的趨勢來看,本年可以推想是多事的年,在法幣發行量的增加反比例下,我國國際地位日益墮落,內戰若不能及早結束,我國前途有(將)不堪設想,為國家前途著想,為民族發展著想,以(與)其國共兩方動員青壯有為的國民撕(廝)殺,從事破壞,不如將兩方所動員的這些民族的精銳從事建設。是以在本年年頭,深盼各黨各派放棄黨利私慾,開誠佈公,共策群力,將破壞轉為建設。

不論今年是全面內戰或是全面和平,於經濟上是要臨著偉大的試煉,雖然臺灣環境比較有利,總也難免受到外來經濟的影響,不但如此,我們臺灣經濟自身生產少,消費多,商業投資過于生產投資,而且戰時中所受的瘡痍尚未復原,財政政策尚未確立,政治未上軌道等,充分說明本年中的多事。

幸而政府既明此點,似乎表示接納民意,有意努力改進,故前途雖然嚴重,若得官民一致節約消費,努力生產,應付本年將臨的經濟困難,料想不致受到嚴重的打擊。

希望有心于國、有志于公者,切宜捨棄利害自私,努力才是了,聊述數語,以為年頭之辭。

的確,一九四七年是「多事」之年。全中國如此,臺灣如此,王添灯個人更是如此。一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王添灯依然是忙碌的。

一月一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同時宣稱將於十二月廿五日「行憲」,從「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消息傳來,臺灣的社會輿論,特別是政治界、文化界、知識界,都欣喜萬分,大表歡迎;各家報紙每天刊載著由官方機構、民間團體具名的「慶賀憲政」之類的祝詞廣告。王添灯在以省參議員身分接受《人民導報》「憲法與臺灣政治前途——本省社會賢達的觀感」系列專訪時,卻冷靜而理智地就憲法與行憲之事,提出個人獨到的見解:「憲法公佈、憲法實施不能就等於憲政實現」,一部進步的憲法「需要進步的勢力來力爭才能制定出來」,更「需要人民的力量來推進」才能落實;當前唯有制定「民主的選舉法」,「才不致留下不民主的因素」。「臺灣政治的將來如何,就要看臺灣的人民,對於憲政的努力如何來決定」。因此。他呼籲臺灣人民:憲法所允許的民主有多少,就必須爭取到多少,「不怠慢,不怯懦,不妥協,不讓步」;然後以此為基礎,「培養自己的政治力量,為爭取民主政治而奮鬥。」

一月十五日,三十二個省籍團體為加強互相聯絡及聯誼起見,在臺北市蓬萊閣舉行省籍人民團體聯誼社成立大會。王添灯以茶商公會理事長的身分報告籌備經過。選舉結果,茶商公會、政治建設協會、記者公會等十三單位當選幹事,並公推茶商公會為總幹事。

一月二十日,下午七時,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在萬華戲院召開「憲政推行講演大會」;身為該會五名委員之一的王添灯主講<施憲的準備>。

一月廿八日,上午十時,王添灯筆禍案在高等法院開第三次偵查庭,出庭應訊。

二月十日,下午七時,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在第一劇場與萬華國際戲院同時召開「憲政推行講演大會」,王添灯為主講者之一。

然後,王添灯便隨省參議會第二次大會第十三次會議議決組織的全省工廠考察團農業組(分為農、礦、機電、化工四組)南下考察,一直到二月二十日才返抵臺北。

就在王添灯南下考察的這段期間,全臺灣正處於一場嚴重的米荒風暴當中。

一月卅一日,米價由一斤十六元漲到廿六元,幾乎漲了一倍。

二月四日,臺北街頭出現了「臺灣民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散發的傳單,警告奸商、巨賈、地主、囤戶糶出囤糧,否則將採取反制行動。

二月十二日,《人民導報》報導:「高雄餓殍倒斃街頭,省垣米糧黑市價格繼續上揚,物價扶搖直上,市民如臨大敵」。

二月十三日,千名民眾遊行到臺北市政府前,呼籲從速解決米荒。

二月十六日《人民導報》報導:「無價無市人民絕粒,薪水階級叫苦連天。活現了一幅飢民圖,米糧問題仍未見緩。中南部產米地區,飢餓群如同潮湧。」

二月十八日《人民導報》又刊載兩則相關報導:「花蓮米糧直昇,一家三口自縊」及「臺中產米地區,米價空前奇漲,飢餓人群觸目皆是,人民冒雨求米呼救。」

與此同時,因為米價持續上漲,包括雜糧價格在内的其它物價也受影響而上漲,飢民朝不保夕。

這時,在「官逼民反」的歷史規律下,一場席捲全臺灣的政治風暴已經是難以避免的了。

1947年2月28日,臺北本町專賣分局外。

1947年2月28日,臺北本町專賣分局外。

二、緝煙衝突
二月廿七日,緝煙事件的一聲槍響,終於使得臺灣民眾長期積累的苦悶和不滿,像火山一般爆發了。

這一天,在百忙之中的王添灯,依然如常到茶商公會,處理大小事務。

晚上,因為他要到文山茶行出茶,他的細姨徐(潘)罔女士就自己一個人前往距離不遠的城隍廟對面的永樂座看戲。戲看到一半,她忽然聽到有人在喊:「有人被打死!」聲音是驚慌的。然而,徐罔的注意力依然專注在戲臺上,沒有提早離去。她也不知道,就在此時,外頭正發生著一場後來導致王添灯永遠失蹤的緝煙事件。

事情發生在下午七時三十分左右。

臺灣省專賣局查緝股職員葉德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傅學通六人與警察大隊警員四人,乘一輛大卡車赴淡水查緝私煙,下午六時左右轉回臺北市,在太平町小春園晚餐。餐後,他們又威風凜凜地前往萬里紅酒店附近,查緝私煙小販。附近的煙販都聞風逃避。當這批查緝員來到延平路天馬茶房附近時,一個年紀四十多歲的女販林江邁一時逃避不及而被查緝員葉德根、鍾延洲二人扣留,並被沒收五十餘條紙煙和身上的現款。林江邁雙腳跪地,向查緝員哀求申訴:她是一個寡婦,一家數口,只依靠賣煙過日,些少資本還是向人家借來的,倘一旦被拿去,明日起就無法生活。旁邊民眾也向前代為求情,但是,查緝員卻不理他們的哀求,強把那些紙煙拋入車內。於是,林江邁就不顧一切,拼命奪回。不料,一警員卻拿起槍桿,向她亂打;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當場民眾五百餘名,看見這種橫暴作風,忍不住地把查緝員包圍起來。另一查緝員傅學通看到情勢不好便逃往永樂町,並鳴槍示警,不料卻擊中路人陳文溪,當場斃命。

因為前年年底,基隆專賣局打死煙販一名,凶手逃去,不了了之。民眾見殺人犯逃去,隨即擁至警察局,要求逮捕凶犯,以免後來又無下文,但交涉很久,仍無結果;民眾又到憲兵團交涉捕凶,亦無結果;群情於是激昂,回到肇事地點,把查緝車及一切私煙焚燬了;然而終不得洩恨,再擁至市警察局,強硬要求立刻逮捕凶犯,在民眾面前槍決。警察局負責人向民眾聲言:凶犯已逮捕,現已交給憲兵團。民眾不信,即進入局裏搜索,但找不到凶犯;於是再擁至憲兵團。憲兵團長張慕陶不理,既不說有,也不說無。因為警察局和憲兵團的不誠意,經過三番五次的交涉,也不能得到任何結果,民眾的怨恨越積越深,人也越聚越多,終於把警察局和憲兵團包圍得鐵桶一般,直到天明仍不願散開。

與此同時,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重要成員廖進平、黃白成枝、黃朝生、張晴川、呂伯雄、王萬得等人正在天馬茶坊隔壁的萬里紅酒家二樓開會。緝煙事件發生後,他們又為此臨時開會商議,決定召集各人民團體,隔天早上八點,在臺北橋頭及龍山寺集合,前往專賣局抗議,要求局長交出肇事的員警。

另一方面,永樂座散戲之後,徐罔便循著原路走回家。經過派出所時,她看到許多人聚在那裡,議論紛紛。她聽講,先前有人被抓去派出所,雖然已經被放出來了,可大家還是不甘願。她看到有人將停在派出所旁邊的警用吉普車上的螺絲零件拆了,丟到旁邊的圳溝裡頭。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繼續走回家。回到家裡,一進門,她訝異地看到本來應該到茶行出茶的王添灯竟然坐在客廳,於是問道:「你怎麼在家?」

從這一天起,向來熱心助人的王添灯更加忙碌了;甚至忙得「一天吃無二口粥」 。他的家人「只見他每天出出入入,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麼。」

三、二月廿八日:廣播臺北暴動的消息
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廿八日的早晨,因為要求懲凶的意願沒有達成,包圍警察局和憲兵團的民眾,於是開始結隊遊街。一隊一隊的民眾,沿街敲鑼打鼓,通告罷市,大小商行以及街頭小販立即響應。

上午九時左右,一大隊民眾高舉寫著各種口號的各樣旗幟,敲鑼擊鼓,向專賣總局進發。當他們走到延平路警察派出所時遭到警長黃某鳴槍制止。群眾被激怒了,於是衝入派出所,將黃某拖出,包圍痛打,並搗毀所內一切用具及玻璃。洩憤之後,群眾又繼續擁至南門專賣總局,請願懲凶。然而,總局周圍已布置了武裝警察,不能接近。這時,人群當中有人喝聲:「到臺北分局去!」

上午十時,群眾奔到本町的臺北專賣分局時,恰巧查緝員正在燒燬攤販的煙箱、煙架。憤怒的群眾於是像洪水一般,衝進分局,遇人便打,見物便毀;一瞬間,打死兩名外省籍職員,毆傷四名。群眾又把分局所有的存貨(火柴、香煙、酒類)、器具(桌椅、汽車、腳踏車)及現鈔、文書簿冊,都搬到外面,放火焚燒。儘管憲兵聞訊後隨即趕到,但因群情激昂,秩序無法維持,只好各自避開,冷眼旁觀。一時之間,火光沖天;餘火直到第二天還未全熄。圍觀民眾不下數千人,可大家都認為這些都是污穢的東西,因此沒有人敢拾起一根火柴或一張鈔票;偶有貪心之人則遭到挨打。

到這時候(上午十一點左右),當局還沒有人出面來接受民眾的請願。民眾認定肇事凶犯是專賣局職員,所以堅持要找專賣局長出來談判,於是又有人呼喊:「回總局去!」一聲之下,群眾又再擁到南門,包圍專賣總局。此時,警察和憲兵已佈置市內各要道;總局大門早已緊閉,四周也密佈了武裝憲警。群眾於是迫近門前,與把守的武裝憲警爭論。在爭吵之間,警員竟鳴槍示威。這一聲槍響更增添了群眾的怒火之油,有人喊一聲:「衝!」憤火難遏的群眾於是像怒濤般地與把守的武裝憲警衝撞。後來,民眾選出五名代表,入內交涉,提出:「立刻在民眾面前槍決肇事凶犯」、「厚卹死者遺屬」、「嚴禁私煙進口,禁止查緝煙販」、「局長出面向民眾道歉」等四個條件,並聲明限三十分鐘內答覆,否則立刻以武力解決。然後,每五分鐘,代表就出來向民眾報告談判經過。最後,因為局長早已聞風逃走,代理局長又推卸責任,交涉終又不得結果,群眾於是轉而分隊衝入新舊兩局長陳鶴聲及任維鈞家,把他們家打得粉碎;附近的專賣局職員家,大半也被搗毀;總局左鄰的南門工廠,也有一隊衝入,破壞機器。

群眾無奈,只好直接向陳長官請願。

下午一點左右,一隊一隊的群眾,高舉旗幟,打鑼擊鼓,高呼:「要求懲凶」、「撤銷專賣局」的口號,由各方面向長官公署前進。此時,公署周圍已密佈了武裝部隊,不許民眾接近。然而,激憤的群眾還是奮勇前進;未到門口,公署樓上的衛兵忽然開槍掃射,當場打死三人,傷三人(後亦死了),群眾因此被迫散開。

人民因人被打死而請願,請願不成又有人再被打死,新仇舊恨於是一齊爆發,約數十分鐘後,全臺北已變成一個恐怖世界。馬路上,一些激動的民眾遇見外省人就打。暴風雨籠罩著整個臺北。路上到處有鮮紅的人血。「打死阿山!」的怒吼聲與被打得半死者的慘叫聲交織著。一切都在憤怒之中。

下午二時左右,民眾聚集在中山公園(新公園)開群眾大會。

到了二點半左右,臺灣商工學校的四、五十位學生,加上一般民眾約有一百多人,包圍並佔領了公園內的臺灣廣播電台。這時,政治建設協會派人前來電台,說是要叫蔣渭川來對全省廣播;然而,因為找不到蔣渭川,於是改派「遊行隊伍至長官公署時才出現」的王添灯。

三點左右,王添灯來到電台,進入播音室向全臺灣廣播。

王添灯廣播的大意是說:「臺灣自光復以後,政治黑暗,遍地貪官污吏。陳儀被包可永、嚴家淦、周一鶚、葛敬恩等貪官污吏包圍,對貪官污吏,不肯懲辦一人,以致貪官人員無法無天,呼朋引友,官官相護。再加上武裝軍警與地方官吏走私,以致米糧外溢,人民無穀為炊,與其餓死,不如起來驅逐各地的貪官污吏,以求生存。」

一剎那間,臺北暴動的消息,全臺皆知。積壓一年多的民怨,至此乃如火山一般全面爆發了。

署名台灣民主聯盟的《二·二八告同胞書》。

台灣民主聯盟發表的《二·二八告同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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