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貿運動的美國因素(胡清雅)

太陽花領袖美國記者會

2014年8月,太陽花運動領袖在美國華盛頓召開記者會,呼籲美國改變一中政策。

《跨時》按:本文刊於《思想》第27期,2014年12月(台北:聯經出版社),經作者授權轉載。我們為其加上了配圖。

反服貿的美國因素
胡清雅
2014年12月

為期將近一個月的反服貿佔領立院行動(318學運),隨著4月10日學生退出立院告一段落,而退場所換得的具體結果,是《兩岸協定締結條例》的法制化,並在此前提下,逐條審議服貿條文。當初沸揚的「佔領」行動中,青年佔據了「立法院」這個操練代議民主的象徵性空間,並衝入決策核心機構「行政院」。如此激進的運動形式,看似挑戰了代議民主的運作機制,然而從結果看來,它最後卻又弔詭地被代議制度自身所回收了——最初運動用以召喚民眾的「反黑箱」本身,其實就是程序民主的操作,於是,以質疑「程序」為正當性的反對運動,最後勢必得透過「更為完備的程序」來收場。就結果而論,運動未能透過基進形式與廣大動員,衝破用以鞏固民主代議制度的結構,反而不過是在民主代議制度內部進行一輪體內循環;經歷此場運動的台灣社會,基本上仍舊維持了兩黨政治的結構,甚至未能超脫藍綠格局。然而真正被強化的,則是運動不言自明的潛台詞——藉由反對台灣與中國的經貿協議而召喚出的台獨情感,以及作為它對立面的「恐中、反共」意識型態。

在國際冷戰、國共內戰的雙戰結構下,兩岸自1950年代至1980年代長期隔絕,這是戰後台灣社會內部「恐中、反共」的歷史背景。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三十多年間,世界體系霸權國家多次面臨經濟危機,WTO體制下的國對國雙邊自貿協定陷入泥淖,取而代之的是區域間各國在經濟上的多邊整合。在東亞冷戰分斷體制下,兩岸分裂作為它的底層結構,正面臨包括南亞、東亞等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挑戰:亞洲各國在漫長的冷戰時期所形成的製造業分工、外銷導向等特徵,成為當前區域經濟整合的前提,加上東協製造業網路崛起、中國的服務業轉型提供了區域內部市場,冷戰經濟體質正在面臨轉變,並衝擊著東亞分斷格局。對於身處台灣島上的人們來說,如此結構性的變化,被認識為所謂的「中國崛起」——相對於經濟衰退的台灣,一般民眾正面臨長期的薪資停滯、物價上漲、勞動彈性化等惡劣處境,「中國威脅論」的說法,於是帶給台灣民眾前所未有的失落感與威脅感,這成了新一代恐中、反共情緒的燃料。可以這麼說,當經濟動力挑戰了分斷體制自身,在台灣社會內部,作為鞏固兩岸分裂狀況的「恐中、反共」核心意識型態,卻被相反向地強化了。這樣的意識型態,一方面延續著過去國民黨專制戒嚴體制下的反共教育,另一方面,更挾著1980年代民主化運動之後被民眾內化的反共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觀,彙整成一套「守護台灣民主,不被中共侵害」的反對語言,為反服貿運動所動員。

在這樣的理解下,我想從兩個方向討論:第一,通過反服貿運動,反共、恐中意識型態在台灣社會內部達到深化的效果,那麼鞏固它的外部結構又是什麼?第二,如果可以把反服貿運動與它的社會動員視為兩岸關係變化下的反作用力,我們該如何歷史地看待這個變化?

從「國家安全」談起

該追問的是,先不談服貿協議是否為慣常所理解的自由貿易協定[1],為什麼過去面對那些對台剝削性極高的WTO、台美的TIFA、台紐FTA等等真正「不平等、不自由」的自貿協定,都未能在台灣社會激起與反服貿等量的反對聲音?這或許可以從作為運動收尾的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開始討論。3月初,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於所推出的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2],多位法律、政治、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的台灣學者連署支持,並在318學運之後成為運動的主要訴求。這份條例的說明案由開宗明義表明:「為使兩岸官方交流在確保國家安全、人民福祉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原則下進行良性互動」,而所謂「國家安全」的具體內容,可由條例第八條及其說明中得知:第八條內容最末「…相關人員違反第六條第三項之規定,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主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說明最末「相關人員違法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主權者,以外患罪論處」[3]。換句話說,這是將「國家安全」以外患罪條款入法,而所謂「侵害國家安全」的界定,則是模糊的、得以任憑詮釋的「侵害中華民國主權」。

在台灣,外患罪是以《刑法》論處的,而《刑法》中關於外患罪的定義,大部分是針對國對國之戰爭、軍事化等特殊狀況,而防範對象,是在此種特殊狀況下被定義為「敵國」者。民間團體將此條款定入條例,並傾社會之力推動立法,不言之意,就是「中國大陸」至今仍是我方的「敵國」,與敵國的一切交往[4],包括經貿協議,則不能等同於一般國家間往來,必須以特殊法條加以規範,這是第一層意義。第二,正因為台灣的「國家地位」並不明確,因此與中交往必然牽涉「中華民國主權」問題,必須前提化、法定化加以保護,而針對在各種外交談判中,若可能因為談判內容而折損我方主權者,不惜以外患罪論處,以示威嚇。[5]

台灣經歷了長期的反共戒嚴體制,戒嚴法將整個社會懸置封存於軍事狀態中,兩岸人民的一切往來被嚴格禁止;蔣介石政權更以「國家安全」為名,於台灣島內進行大規模「勦匪」,清勦了大批左翼份子與一般民眾,這是眾所週知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在兩岸人民開放來往將近三十多年的今日,我們仍可以在各種相關法條中看到反共戒嚴體制的殘餘,例如作為特殊規範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針對在台陸生的「三限六不」歧視條款等等。倘若台灣號稱已經歷了解嚴與民主轉型,並自傲於這十幾年來的民主深化、民主鞏固的積累,何以類似的白色恐怖殘餘,在各種相關法條當中仍如此根深蒂固?又何以高舉「守護台灣民主」大旗的反對運動,竟然推出了這種包含白色恐怖條款的法案,還引以為進步?[6]為什麼針對其他自由貿易簽訂對象,台灣從未出現類似的社會力量,要求訂立前置法條、將「外患罪」入法?

將「大陸」作為台灣恆常的敵國,於內以「國安」之名,合理化各種歧視性法規與白色恐怖條款,於外則以「自衛」為名,合理化軍武升級與競賽、合理化每年對美軍購,敵對狀況下的「恐中」構成了反服貿運動的底線,毫不意外地與美國近三十年來的兩岸政策不謀而合,也遙相呼應著近年美國亞太再平衡、重返亞洲的東亞政策。

「國家安全」與東亞軍事化

台灣島內的動盪無法脫離東亞局勢而討論。考察近年東亞各地的軍事擴張狀況,可以發現區域中各國的軍事化傾向,正呼應著與美日安保結構的擴大與深化,而安保結構與東亞軍事化,正是將中國、北朝鮮作為圍堵對象,並以區域安全之名形成反共連線,這是「反中、恐共」意識型態在國際政治安排中的具體展現。

首先是日本軍國主義,正隨著右翼安倍晉三政權的掌權而逐漸復甦。2010年,日本政府公布新版《防衛計畫大綱》,其中日本自衛隊的佈署地域,自過去以俄羅斯作為防堵對象的北方,移向南方、西南方的琉球與周邊諸島,並且改動了針對琉球諸島的用語,由原稱的「島嶼部分」改為「西南諸島」,以將釣魚島囊括入自衛隊防衛範圍內。這項調整使得日本自衛隊防衛範圍和美日安保範圍相互重疊,並且成為2012年9月日本政府惡意收購、國有化釣魚島的前置作業。2013年日府持續修訂《防衛計畫大綱》以配合後續軍事行徑,日媒指出,其重點在於將中國明確定為日本自衛隊軍武化所針對的「敵國」。[7]

同年10月,美日於東京召開「日美安保磋商委員會」,美國除了允許日本修改原本受和平憲法第九條所制約的「集體自衛權」,更表態將支持日本在「東中國海的無人島」取得控制權,這裡所說的「無人島」就是釣魚島,美日雙方將合作在釣魚島裝置雷達站與無人偵查機。這暗示了兩點,其一,2012年日本國有化釣魚島的侵略行動,美國僅在政治上暗中默許,但自此之後,美國將與日本在軍事上公開合作,並調動武力支援。其二,雷達站的地點之一,就位於台灣宜蘭蘇澳東北部外海上的與那國島,距離台灣111公里,兩岸視線可及。換句話說,台灣自然也在美日安保範圍,以及日本自衛隊監視、偵測範圍之內,日後一旦軍事狀況緊繃,鄰近海域將面臨軍事戒嚴,台灣沒有條件隔岸觀火、置身事外。2014年,美方對於日佔釣魚台的行徑,有了正式的對外態度:美軍駐日本沖繩司令魏斯勒在訪問中提到,「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早先也藉由日本、中國行,重申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釣魚台,屬於『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疇」,並表示「若中國奪島,美國將採取直接軍事行動幫助日本奪回尖閣諸島(釣魚島)」。[8]也就是說,釣魚島議題,成為了美日安保結構進行軍事動員的共同基礎,並且成為美國埋於東亞的地雷,以備啟動對中戰爭。

「釣魚島爭議」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歷史遺留問題。二戰後,亞洲旋即被置入全球戰略格局的分工之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責任與歷史清算,則在美國介入下被無限期延宕。冷戰結構鬆動的今日,釣魚島爭議往往僅被當作「領土問題」看待,然而,一旦歷史正義被刻意的去政治化,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就會被懸置於現代國家間的政治角力,美國與日本政府蠻橫地挪用法治程序強勢侵佔釣魚島、否定中國擁有釣魚台主權,如此惡意的霸道行為竟被國際政治所默許,成為挑動區域衝突的戰爭因子。

在強佔釣魚島以外,另一項發生於今年、足以敲響區域和平警鐘的重大事件,就是安倍政權罔顧憲政民主與強大的反對民意[9],強行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和平憲法。日本軍國主義得以如此明目張膽地復興,自然因為得到美國的允許──同樣在2013年「日美安保磋商委員會」中,美方表示將擴大日本自衛隊的自主性,允許日本修改原本為和平憲法第九條所制約的「集體自衛權」,並支持日本增加國防預算,等於公開支持安倍政權上任以後的軍事化傾向。

「集體自衛權」是指與日本有同盟關係的國家(美國),若遭受武力攻擊,日本可以通過同盟關係而發動武力。二戰後,日本憲法第九條限制了日本政府不得主動發動戰爭、不設置軍隊,這是對於日本軍事化的制約,也一定程度上制約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因此,日本政府倘若要通過集體自衛權發動武力,就必須修改憲法。對於日本右翼軍國主義者而言,集體自衛權的具體實行,必透過美日安保關係(例如911發生時,美國就屢次要求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以配合反恐),而現在,美國重返亞洲下的軍事佈署,則提供軍國主義復甦的踏板。安倍政權再度連任後,更加積極籌劃修憲、釋憲議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10]若集體自衛權解禁,日本自衛隊只要配合美國同盟國的軍事行動,例如配合美國於東亞島鏈上設置的導彈系統與海上軍事規劃,即可幾乎不受限制地主動發動武力。釣魚島問題,則可能成為日本政府的理由,主動攻擊任何「入侵」爭議領土、領海船隻的「敵方」,例如中國大陸、台灣的巡邏艦或漁船。換句話說,日本的軍國主義,正是以國家的「自衛」為名,行侵略之實。

再者則是東亞美日韓軍事同盟的擴大。2013年2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達成協議,在既有的東亞美軍基地之外,將於日本京都的宇川興建新的美軍基地與自衛隊基地,以納入美國的導彈防衛系統;2014年7月,日本岩國美軍基地在接收自琉球普天間基地轉移而來的軍機之後,將成為東亞最大的軍事基地;2014年,琉球邊野古海岸將興建日本自衛隊軍港,美軍得以進駐使用,琉球與那國島也將建設日本自衛隊的雷達站,供海巡、探測與導彈作戰。南韓方面,則以北朝鮮為敵國,擴大軍備與深化韓美軍事同盟。南韓政府正在濟州島興建大型海軍基地,完工之後,美軍可依據《韓美共同防禦條約》進駐使用,成為韓美軍事聯盟圍堵中國的重要一環;2013年10月1日,南韓舉行近10年最大規模的閱兵,邀請美國國防部長出席,席間南韓總統朴槿惠表示,此次閱兵規模之大,是為了應對「嚴峻的朝鮮半島情勢」;2014年2月至4月,韓美連續進行了兩場針對北朝鮮的例行軍事演習。美國與日、韓等國的互動,是將中國與北朝鮮作為「敵國」。[11]

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便是以「國家安全」為由防堵中國,而南韓擴大軍備武裝、強化韓美軍事同盟,甚至在國內對親北言論者動輒以匪諜入刑,更是以防堵北朝鮮侵略為藉口。在「國家安全」的反共大麾下,東亞區域國家間的軍事調度與部署,以及國內的類白色恐怖氛圍,都被合理化了。

「恐中、反共」的政治支點是「親美」

若我們把東亞區域的軍事狀態納入視野,可以發現,同樣的「國安問題」,被具體化為民間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中的「外患罪」,這也是台灣至今仍維持對美軍購、在政治與軍事上高度依賴美國的理由之一。對於恐中、反共人士來說,「國安」幾乎是無法踰越的底線,也因此不能把如此的心情感受,僅僅理解為兩岸長期分斷下的冷戰意識型態的遺留;它之所以存在,正因為它在現實中有相應的物質基礎作為支撐,得以被動員成反對運動,構成東亞冷戰分斷體制能夠再鞏固的重要環節,一旦它被具形化為兩岸人民之間的敵對,就有可能進一步成為東亞各地武裝化、戰爭化的「民意」來源。

對台灣而言,以中國大陸作為「敵國」的國安問題,自戰後以來,就無法脫鉤於美國的兩岸政策。2014年3月14日,美國眾議院舉辦了一場美國台灣關係法35週年聽證會,幾位美國國會台灣小組的議員,就美國的兩岸政策,對負責東亞-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進行質詢。質詢的重點項目包括美國對台軍售(新F16軍售項目)的立場,以及是否積極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會議的開場白即聲明:自1979年《台灣關係法》生效至今,台灣在美國支持下,已經成為一個「堅決支持人權、法治、自由市場和民主,且蓬勃發展的現代化社會」,過去台美關係是建立在防堵共產主義蔓延於亞洲的共同防禦上,而台灣民主化轉型之後,台美關係的基礎,開始由「共同利益」轉向「共同價值」──台灣民主化轉型的存在,證明一個徹底中國化的國家,是可以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而美國政府將透過美國在台協會[12],積極保持、深化台美關係,作為美國亞太區域再平衡策略的關鍵。[13]

以上發言隱而不彰的事實是:台美關係,豈止始於《台灣關係法》?從二戰後至1980年代民主化之間,那個「專制獨裁」的蔣介石政權,同樣是為美國所扶持。雙戰結構下,美國主導的全球冷戰格局,與國共內戰下國民黨的反共利益相重疊,於是「兩岸分裂」成為美國介入東亞、維持冷戰分斷體制的底層構造。台灣社會在美援的挹注下,通過反共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統治,成功打壓各種工農組織、壓制勞動三權,進而以低工資、低農業收入、低福利等條件達到經濟發展,在1960年代中期邁入工業化,加入美日台三角經濟結構。1979年《台灣關係法》的背景,在政治上是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在經濟上,則是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機下美國對台灣進行壓低關稅的強勢貿易談判,而《台灣關係法》所明訂的「安全保障」項目(美國對台軍售)則成為美國對台施壓的籌碼——以「人權」條款,逼迫蔣氏獨裁政權進行轉型、過渡至資產階級民主代議制度。就台灣社會內部而言,1980年代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勞工、環境運動以及學生運動,可被視為前三十年獨裁經濟發展模式所累積的矛盾爆發,而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之間的矛盾,則具體展現在大民營企業要求公、國營企業私有化,並逐漸構成資產階級民主政黨——民進黨——的意識型態後盾。這樣的社會矛盾,在八零年代中後銜接上國府的各項經濟方針,包括在1985年G5高峰會議後的台幣對美元硬性升值、低利率,以及成立「經濟革新委員會」推動包含「金融自由化」在內的三化政策。

這些內、外因素,構成了台灣社會「民主化」的條件,也是2014年這場聽證會所強調的「共同價值」的基礎──正是台灣對於美國的高度依賴,使得台灣社會無論是過去的「獨裁經濟體制」,以至於1980年代之後的「民主轉型」,都繼承了同一套美式發展主義的現代化路徑,更在經濟、政治上與美國的東亞政策有著千絲萬縷的呼應關係。也因此,即便台灣社會已然從威權過渡至民主,美國之所以轉而以作為他「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規定台美關係,根本原因就是「反共」的「共同利益」並未動搖,而資產階級民主觀、人權觀,已成為貶低、否定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共同價值」,這些都成為美對台持續施壓、台對美持續依賴的政治籌碼──否則,何以作為《台灣關係法》重點的「對台軍售」,仍然是斡旋台美關係的核心項目?

作為照妖鏡的「一中政策」

自中美建交、台美斷交,美對台轉以《台灣關係法》維持軍售關係以來,美國的兩岸策略一直是模糊的「一個中國」,也就是維持現狀,反對統一,也不支持台獨。就美方而言,以台灣作為與中國協商的籌碼,維持兩岸分裂狀況、鞏固東亞島鏈冷戰防線,自然最符合自身利益。這個判斷一直持續到今日,並未受到兩岸經貿整合的挑戰。[14]今年美國商會年度白皮書指出,台灣對外經貿「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台灣大多數人對於經濟依賴中國,愈來愈不安,這從馬政府的兩岸服貿協議難以獲得民眾支持,可見一斑;而台美雙邊投資協定恰可做為另一選擇,協助台灣經貿多元化」,「美國商會承諾,將透過美國政府的影響力,說服其他會員讓台灣加入TPP」。[15]這或許可作為美國對於兩岸經貿整合態度的最佳註腳:對美國而言,包括服貿、ECFA在內的兩岸經濟談判,甚至台灣更進一步地通過兩岸經貿整合,編入東協為主導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事實上並不會直接構成美國的利益受損。因為,第一,美國只要確保自己並未被排除於正在進行中的區域經貿整合過程,且能夠在其中取得主導位置即可;換句話說,美國並不反對中國加入TPP。第二,正如同美國與其同盟國的緊密聯繫,美台之間,除了軍事與政治上的裹挾關係,在經濟上還有重啟談判的台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TIFA),在區域經濟整合的層次,則有美國強力主導的TPP作為槓桿。正因如此,兩岸關係對於美國東亞策略而言,仍是在政治上、軍事上制衡中國的關鍵。

由於美國政府刪減了國防預算、縮編海外軍事基地[16],兩岸關係又牽扯到美國對中利益,諸多議員在《台灣關係法》的公聽會上質疑美政府是否該改變「一中政策」,進而在軍事上、經濟上與國家地位上,進一步「支持台灣對抗中國」。有趣的是,就在今年8月22日,「太陽花學運」一眾領導人於華府召開記者會,要求美國「改變一中政策」,強調「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因為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包括國債、貿易往來,但是這個政策只能暫時的維持現況,被中國拿來步步進逼台灣的藉口」[17],這些說法遙遙呼應了3月美方公聽會的質詢內容,而這場記者會,更反證了太陽花學運自身的反動性質:第一,反服貿運動與318學運,顯然並非就產業層面,實事求是、客觀科學地考量兩岸服貿的利弊,反而是以「反對與中國往來」為主調,進一步召喚出各種反中、恐共情感,否則,何以運動所造出來的勢頭,竟成為「反對美國一中政策」的籌碼?第二,倘若這場運動以反中、恐共而成功動員了民粹主義,最終為台獨訴求造勢,那麼台灣運動領袖赴美要求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支持台灣抗中的行徑,恰恰證實了「台獨必須依賴美國」的政治現實。第三,要求美國改變一中策略,是站在《台灣關係法》的基礎上要求美國進一步支持台灣,言外之意,則是維持、擴大美台軍售關係,並為台灣打造政治空間,積極爭取台灣進入各種類似TPP的國際協定平台。以此反觀太陽花學運,它既不可能發展成一個批判不平等自由貿易協定的運動,更與東亞民眾反對美國軍事主義的潮流相互扞格,而不可能成為反美軍基地、反戰的反帝進步運動。

結語

服貿議題,以及隨著反對服貿所掀起的318學運,它的肇因與作用不僅止於兩岸之間,它向我們揭示著新的經濟關係正在發展,與之相應的國家間體系也發生政治性的變化。隨著亞洲區域經濟整合,台灣面臨著是否藉由與中國大陸建立更深的連帶、進一步加入由東協+6所主導的RCEP,或是在經濟上,藉由中美矛盾作為槓桿延續對美依賴;這關係台灣的未來究竟是成為亞洲區域製造業分工鏈的一環,或是加深美國的單邊主義的剝削、更深地構築入美元危機。面對兩岸經貿整合問題,台灣社會並不缺乏更多的恐中、反共、仇外情緒,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是針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整合的趨勢,進行更為寬廣而嚴肅的思考與辯論。

拉長歷史的軸線看待兩岸關係,不難發現,當前這個歷史階段,正是台灣經歷了日本殖民、美國新殖民之後,再度與中國,乃至於亞洲經濟圈重新接軌的契機。歷史地看,從1945年脫離日本殖民狀態以來,台灣經歷了三度結構鬆動,首先是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國的1945年,以至韓戰爆發、東亞冷戰分斷體制確立的1950年,這段時間,台灣島內風起雲湧的左翼反帝、反封建運動,是從中國革命以降,為兩岸人民所共享的重要遺產;第二次,則是親美反共獨裁蔣氏政權的發展模式下,所累積的各種社會矛盾猛然噴發的1980年代,這些社會矛盾與人民抗爭,具體匯流為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政權的民主運動;第三次,就是以美國為核心的WTO單邊貿易體系碰壁、亞洲各國有了條件走向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而動搖既定霸權體系的今日。[18]就前二次而言,結構的鬆動,都相應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民眾運動,第一次的民眾抗爭被1950年代白色恐怖所鎮壓,在美國支持下,結構被強勢地收攏與鞏固;而1980年代的民眾運動發展為民主運動,卻被過渡到美式資產階級代議民主,收攏於藍綠格局的政黨政治。現在,台灣人民再次面臨區域性的政經結構的鬆動與轉型,這正是打開反思兩岸關係、乃至於中國近代歷史的契機,也是一個重要考驗,我們是否能在變局中重新認識冷戰、內戰、殖民、新殖民問題,進而通過去殖民,而達到真正「主體化」——指出「美帝」角色,用意並不在將它作為一個外鑠的歸咎對象,而是進一步地思考究竟台灣社會當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主體狀態與內部力量,由內至外支持對美依賴、維持冷戰分斷結構,進而將曾經鬆動的結構加以封閉,使得曾經的民眾反抗並未發展成對於體制的革命、進一步介入結構、革新體制?

從這個視角反觀318學運所造型的台獨情感,卻是自兩岸分裂以來,首度面臨巨大危機,這也是為什麼學運領袖必須赴美疾呼,因為服貿對他們而言,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而是政治意義上的「一個中國」——以作為底線的「國安問題」引發危機感,動員反中民粹情緒,就是封閉當前結構破口的最佳補帖,一旦瀕臨戰爭,反中民粹終將成為區域間國家軍事化的社會基礎,成為美、日帝挑動戰爭的籌碼。若情勢至此,恐將是反服貿運動帶給我們的最大的硬傷。

註釋
[1] 雖然兩岸服貿協議是在WTO框架下進行,但我認為不能以批判WTO的方式來理解它。目前來說,陸對台的諸多「讓利」政策,已顯示了它帶有濃厚的兩岸分斷歷史遺留的色彩。就是因為「自由貿易」正是資本主義內部的普遍邏輯,所以,通過批判自由貿易、企圖批判資本主義,卻恰恰好難以對於反服貿進行介入與作用,因為這樣的談法已經將兩岸特殊的自貿性質普遍化,而無法回應這股僅僅針對兩岸貿易而反對的政治訴求。兩岸的歷史關係,不只是經濟邏輯,更是政治邏輯──在台灣必須依賴外部市場的先天條件下,所謂政治,是指台灣因為分斷而割裂了與大陸經濟圈的連帶,轉而依賴美、日,這是經濟模式中的政治邏輯,也因此,在當前區域經濟模式轉變的此刻,反服貿運動正是以政治邏輯介入貿易選擇。「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的文章,請見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tag/【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而關於自由貿易的討論,即將以文章發表於《人間思想》第七期:王顥中、胡清雅:〈代導言:從中國因素談起〉。

[2] 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完整內容,請參考「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網站:http://billy3321.github.io/trade_act_qa/people.html(摘自2014年9月2日)。

[3] 這裡提及的外患罪與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依據,應是參考《刑法》外患罪的第113條「應經政府允許之事項,未受允許,私與外國政府或其他派遣之人為約定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與第114條「受政府之委任,處理對於外國政府之事務,而違背其委任,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縱觀《刑法》外患罪第103條至第115條,外患罪主要針對的是特殊軍事狀態與敵對國家,幾乎沒有模糊以「侵害中華民國主權」入罪。

[4] 過去作為冷戰戒嚴體制法源之一、延續內戰狀況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已於1991年五月廢止,就形式而言,兩岸應可說是結束了「敵對狀態」、結束內戰。然而,兩岸之間仍然存在許多特殊法規,一方面可視為冷戰-內戰架構下兩岸分斷的殘留物,另一方面,也可視為這是在意識型態上對於分斷體制的再鞏固。

[5] 對於這樣的說法,可以提出多種反駁,國與國間政治經濟談判,必然是強勢國家握有主導權,逼迫弱勢國不惜修改國內法條、放寬貿易限制、開放勞動力、降低關稅等方式予以配合,例如前陣子例美豬、美牛進口要求台灣政府放寬瘦肉精、萊克多巴安標準,都該被視為「侵害主權」的行為,卻不見任何前置性法規加以論處。

[6] 關於民間版《兩岸監督條例》第八條白色恐怖條款的問題,請參考向前、伍毅豪:〈「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2014年4月4日),《批判與再造(復刊版)》:http://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4/04/04/(摘自2014年9月2日)。

[7] 〈日媒披露新《防衛計劃大綱》概要〉(2013年11月27日)《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1/131127_japan_defence,(摘自2014年9月20日)。

[8] 〈中國若強佔釣島,美軍沖繩司令:動武奪回〉(2014年4月13日)《自由時報》。網址:https://tw.news.yahoo.co/中國若強佔釣島-美軍沖繩司令-動武奪回-221307960.html,(摘自2014年9月20日)。

[9] 對此,日本至少有24個地方議會通過反對案,包括沖繩縣那霸議會(民眾反對邊野古海軍基地計畫運動正在進行中)。 8月27日,約600位抗議民眾至日本首相官邸前抗議;8月29日,一名男子爬上JR新宿站南口與高島屋的聯絡天橋自焚,訴求「反對安倍政權、反對行使集體自衛權」。

[10] 7月1日,安倍政權進行修憲解釋後,將進行一連串的修法,包括《自衛隊法》(改動日本出動自衛隊、行使自衛權的條件的第一條「發生日本受到不正當武力攻擊的緊急事態」,以放寬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條件)、以及與領土相關的《週邊事態法》等,以便將來應對更加緊密的美日軍事同盟,具體而言,則是為搭載日本僑民的美軍艦船護航、攔截射向美國的導彈等狀況。「美日安保條約」就是「集體自衛權」的載體,日本得以通過美日同盟而發動武力。目前,可能通過釋憲,進而出現不受和平憲法制約、得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情況有:利用導彈防禦系統擊毀攻擊盟國的彈道導彈;在公海與海上自衛隊船同行的別國船艦受到攻擊時,自衛隊船艦得以進行反擊;與自衛隊一起參與外國重建等活動的外國軍隊受到攻擊時,自衛隊得進行反擊;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的自衛隊員也未排除執行任務障礙得使用武器。

[11] 朝鮮半島的分斷,與兩岸之間的分裂狀況,是維持東亞分斷體制的兩個底層結構,也是支撐冷戰敵對狀態的切分口,畫出圍堵亞洲「共產主義」同盟的東亞島鏈。在這樣的狀況下,如何超越兩岸分斷、緩解國家敵對狀況、達到民眾的相互理解與和解,與朝鮮半島超克分斷體制有著相互牽制的緊密關係。因此,朝鮮半島與兩岸之間的和平,對於緩解東亞軍事敵對狀況有著重要作用。南韓在東亞局勢裡扮演關鍵角色,目前朴槿惠政權正利用中日美三國角力周旋其中,嘗試以對中經貿合作,制約日本與美國,又以強化對美同盟,作為對中談判的跳板,並在國家軍事化上鞏固美日安保結構;然而正因為南韓是一個分斷國家,而南韓內部地方選舉中,泛左翼政黨又取得一定民眾基礎,因此尚未能判定南韓將被哪一股勢力所牽扯,也不能斷言南韓的軍事化將直接導向東亞的軍事武裝化。

[12] 美國在台協會將搬遷至內湖,新址佔地五公頃,傳將有美軍進駐,本預計於2014年完工,目前工程延宕,確切完工日期未明。見〈美空運工人來台蓋AIT新館,造價62億全球最貴 保密到家〉(2011年4月5日)《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0405/33296693/ ,(摘自2014年9月20日)。

[13] 本段為聽證會摘要,聽證會全程請參考「U.S.-Taiwan Relations Hearing 美國台灣關係聽證會 20140314」網址:http://disp.cc/m/tread.php?id=163-7x8M,(摘自2014年9月20日)。

[14] 2014年6月,在張志軍訪台同時,《商業周刊》訪問美國前國務卿、任內負責亞洲事務的希拉蕊對於兩岸經貿整合的看法,希拉蕊雖然表示「台灣需要小心決定對於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以免喪失政治自主性,同時也表明美國對台海關係仍然維持「一個中國政策」。見〈希拉蕊:太依賴中國 台灣會變弱〉(2014年6月25日)《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90504(摘自:2014年9月26日)

[15] 美國商會白皮書的相關引文,轉引自劉志聰:〈希拉蕊給馬英九的一帖醒腦湯〉(2014年6月25日),《民報》:http://www.peoplenews.tw/news/9694b921-0ac4-4082-a345-93faf4368438(摘自:2014年9月26日)

[16] 東亞軍事動態,關係著在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亞洲區域經濟體所扮演的角色,也關係著美國這個舊經濟霸權的衰落,以及與其相應的軍事霸權的升級。3月初,美國國防部的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提出了美國軍備縮減計劃,並因此調整亞洲再平衡策略,這意味著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軍事支出國家(佔GDP的5%)、並擁有全球最多海外軍事基地,其經濟能力已無法支付如此龐大的國防開銷;而既能刪減國防預算,又能夠維持它在亞太區域軍事部屬,前提就是強化美國與其同盟國的軍事合作。也因此,「亞洲再平衡」仍然作為美國全球「安全計畫」的重點項目,並將逐漸轉為軍事重心,例如美國計畫於2020年之前將全球60%的海軍轉移到亞太區域、在新加坡發展沿海戰略。

[17] 見〈學運領袖促美放棄「一個中國」政策〉(2014年8月22日),《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822003458-260407(摘自:2014年9月26日)

[18] 過去在美國霸權下,原本強烈依賴歐美外部市場的亞洲各國正在轉型,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關鍵,除了東協等國製造業網絡的垂直整合,也關係到究竟大陸能否擺脫世界工廠角色,從外銷轉為內需──這大概以2008年金融海嘯作為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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