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摘錄

編按:這篇文章刊登在《跨時》雙月刊2013年12月2014年2月合併號。

「只要人們還沒有學會透過任何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諾言,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那他們始終是而且會永遠是政治上受人欺騙和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
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2014年2月

一,緣起

2013年6月21日,在上海舉行的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上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協議》),旨在實行世貿和ECFA的相關規定,制度化規範兩岸雙方服務提供者權益,擴大業者交流合作和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協議》規定,台灣對大陸開放64個項目,其中37項是新增或擴大開放大陸投資項目:所有開放項目中,有23項低於世貿標準,22項等同世貿標準,19項高於世貿標準;大陸對台灣開放80個項目,全部高於世貿標準[2],給與台資提高持股比例、增加業務範圍和簡化許可程序等便利擴展大陸市場的措施。台灣官商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模擬推算,《協議》將使台灣服務業輸出大陸總值增加約4億美元(約37%),大陸服務業輸出台灣增額0.92億美元(約9%)[3]。《協議》因會明顯加強台資對大陸市場的依存度,觸動政治神經,在台灣引起極大迴響,成為熱烈討論的公共議題[4]

早前,台灣社運媒體苦勞網刊載了四篇「【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稱《服貿系列》),以「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與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視野」分析台灣各界對《協議》的(主要是反對的)評論。本文是對此系列的其中三篇文章的回應:分別為第一篇陳柏謙〈從台資與台商「登陸」歷史思索兩岸服貿協議〉(下稱《從》文),第二篇林柏儀、陳書涵〈透視「讓利」政策下的兩岸服貿協議〉(下稱《透》文)和第四篇胡清雅、王顥中〈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下稱《超》文)[5]。我們認為胡、王的文章對第三篇盧其宏的文章作出了有效的回應,所以不會在此評論。

二,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貿易的分析和綱領

《服貿系列》宣佈以左翼角度進行分析,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為了增加討論的資源,我們會嘗試通過引述部分關鍵的論述,十分簡略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自由貿易問題的分析和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探索

馬克思在1848年1月發表題為《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6]的著名演說。馬克思在演說中指出,產業革命導致了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促成生產的集中和壟斷,作為工業強國的英國的資產階級,為獲得國外原料來源和銷售產品的市場,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幌子,主張廢除保護關稅、進行自由貿易。馬克思駁斥英國資產階級的謊言,論證自由貿易將會加強國與國、資本與資本、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競爭,促使大量中小企業破產,擴大無產階級和失業者的隊伍和世界市場的規模,將階級矛盾不斷推高。

馬克思明確地指出,批判自由貿易並不等於維護保護關稅:

「保護關稅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裏(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它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馬克思的結論是:

「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着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我們的著重)

恩格斯在1892年發表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二版序言》[7]中回顧,英國資產階級在1830年代廢除關稅、推進自由貿易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各種原料特別是工人階級生活資料的價格,壓住工資,從而促進資本積累。英國的自由貿易論,建立在它應當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工業中心的假設之上。但有條件建立現代工業的落後歐洲國家,並沒有覺得讓英國資本家賺錢而使自己淪為飢餓的佃農有什麽好處,因此樹立起關稅壁壘、建立製造業,最後徹底打破英國持續近百年的工業壟斷。這樣,一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各國的生產力和無產階級的隊伍,另一方面加速了英國的社會矛盾、促進了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和政黨的興起。

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之中,完全沒有絲毫的閉關自守、小國寡民自得其樂的味道,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是資本主義所形成的世界性的生產力和交往條件,及其所創造的擁有一定文化技術水平的無產階級。同現今不少號稱左翼的論者,主張通過保護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挽救資本主義危機截然不同,馬克思清楚地說明了:保護關稅不但是自由貿易的前提,而且前者還必然會導致後者;工業發展必然造成壟斷,進而造成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相互交替。勞動人民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後,才可以開始免除它對人們的種種剝削和壓迫。

馬克思在1853年7月發表的另一篇著名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8]中指出:

「……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的基本障礙。

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衆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

……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我們的著重)

在這裡,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發展不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的前提,還是殖民地贏得解放鬥爭勝利的基礎。反對殖民宰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回復封建制度的昔日風光,而是通過解放鬥爭動搖資本主義制度,促進剝奪資產階級、奪取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的世界革命。

恩格斯在1879年11月24日寫給倍倍爾[9]的信中[10],就當時正在發展成為強大的群衆性政黨、公開提倡馬克思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內對關稅問題的取態問題,有這樣的回答:

社會民主黨議員可以在哪些問題上超出單純否決,這個範圍是很有限的。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資本家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工廠立法,正常工作日,企業主的責任,以實物發工資等等。其次是具有進步性質的純粹資產階級的改良:統一幣制和衡制,遷徙自由,擴大個人自由等等。……對於其他的經濟問題,如保護關稅、鐵路和保險事業的國有化,社會民主黨議員必須始終遵循一個基本原則:不投票贊同加強政府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我們的著重)

應當注意,當時的德國,雖然已經完成民族統一、走上急速發展的道路,但仍然還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盡管如此,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始終堅守工人階級的獨立性,拒絕支持增強資產階級政權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這同今天各國社民派兜售要求資產階級政府用公帑挽救破產資本的「國有化」靈丹的情形相比,實在有天淵之別。這再一次說明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掠奪性國際競爭,並不意味著要求「本國」資產階級政權採取某些據說「對全民有利」的擴大政府權力的政策,恰恰相反,工人階級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堅持不為統治階級背書。

列寧和托洛茨基對實踐的總結

時間推移到20世紀初,金融資本獲得統治地位,少數積累了巨額資本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瓜分世界市場,激烈的經濟競爭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引向軍國主義,並最終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腥風血雨的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持續至今的時代)。列寧為分析大戰和領導國際工人階級的、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首的第二國際的多數政黨支持戰爭的叛徒行為的根源,在1916年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1]。在這本著作中,列寧論證了馬克思之前所揭示的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則產生壟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針對那些抱怨資本主義為何不能滿足「本國人民」的福利、偏偏要輸出國外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言論,列寧有這樣的說明:

「……發展的不平衡和民衆半飢半飽的生活水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條件和前提。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做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後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後國家裏,利潤通常都是很高的,因為那裏資本少,地價比較賤,工資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為許多落後的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流轉……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證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為在少數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過度成熟』,『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已經不夠了(在農業不發達和群衆貧困的條件下)。」

衆所周知,列寧這本著作的結論,並不是任何形式的本土保護主義,而是有力地論證了「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體制和世界大戰的威脅,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國際性質與民族國家的激烈矛盾的終極產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瘋狂屠殺,挽救人類文明的成果,工人階級必須動員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

很明顯,站在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立場,面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競爭,答案並不是要求資產階級實行開放或鎖國,而是認清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和結果,組織和動員起來,逐步推翻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統治、接管資本主義創造的世界市場和生產力,實行民主的計劃經濟,大大提高生產力、克服匱乏和社會不平等,實現無階級的全人類共同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最後,因為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和各種號稱左翼的誤導性宣傳,不少人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是主張閉關鎖國、「自給自足」的,甚至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脫鈎」,才算是「左翼」。在這裡僅列出幾個顯著的例子,以說明這種印象的虛妄。

在1921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經過三年殘酷的戰爭,終於戰勝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預和國內反革命的白衛軍,但長期受到強制徵收糧食(即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之苦的農民,發動了以喀琅施塔得叛亂[12]為標誌的一系列暴動。為了挽回農民的支持,重建內戰期間被破壞無遺的工農業生產和恢復城鄉交換,在列寧的領導之下,蘇俄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列寧當年就此發表了大量分析、提綱和演說。在此摘錄其中一篇比較通俗的文章[13],說明此政策的核心:

「在絕大多數生產資料集中在我們國家政權的情況下……
新經濟政策的真正實質在於:第一,無產階級國家准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第二,對於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國家採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中叫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原文的著重)

這裏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指公有制為基礎的工人國家所調節的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除了放寬國內資本活動之外,還嘗試通過租讓礦產資源,吸引外資引進設備重建工業,恢復工人階級的隊伍。鑒於當時蘇俄工業的極度貧弱狀態,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國與國之間貧富懸殊得驚人的時代,任何關稅政策都不會有效果。……任何一個富有的工業國都能夠把這種關稅保護完全摧毀[因為工業強國有足夠財力補貼輸出俄國的商品]……肯定能摧毀我們本國的工業。……在帝國主義時代,除了對外貿易壟斷制之外,任何切實有效的關稅政策都談不上。」[14]列寧同時指出,要同外資成立合資公司,吸收資金設備和學習技術,恢復工業。只有這樣有計劃地盡力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才可以開展蘇俄的社會主義建設,堅持世界革命。

在1928年,斯大林政權實行農業強制集體化,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宣稱要在蘇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儘管農業受到嚴重的損害,工業得到了可觀的發展。托洛茨基在1931年4月發表國際左派反對派(即第四國際的前身)關於俄國問題的綱領草案《蘇聯的發展問題》[15],在肯定蘇聯建設的成就之餘,分析社會經濟存在的各種矛盾和趨向。托洛茨基提出了三個基本矛盾:城鄉之間的矛盾;落後狀態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之間的矛盾;工人國家和資本主義包圍之間,特別是對外貿易壟斷和世界市場之間的矛盾。

關於上述的第三個矛盾,托洛茨基有這樣的論述:

「……從理論上說,你可以在蘇聯的疆土以內建設一種閉關自守的、內部取得平衡的社會主義經濟;但是,走向這個『民族』理想的漫長的歷史道路將經過許多巨大的經濟變化、社會動蕩和危機。僅僅把現在的收成翻上一番,即接近歐洲的收成,就將使蘇聯的經濟擔負起出售幾千萬噸剩餘農產品的龐大任務。只有在經濟各部門之間徹底地重新分配群衆巨大的人力並完全消滅城鄉的矛盾,上述的問題以及農村人口日益過剩的同樣尖銳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但是這個任務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之一又將要求以空前的規模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

……由於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經濟,使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在每一個新的階段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和越來越深刻的程度重新出現。從這方面來看,如果世界其餘部分的資本主義制度還能再維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毀滅。」(我們的著重)

當時西方正處於大蕭條之中,歐洲的社民黨面對蘇聯工業的崛起,掀起了一股「反對蘇聯傾銷」的宣傳活動。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集團沒有乘機反擊,宣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並發動呼籲蕭條中的國家同蘇聯進行經濟合作的運動,吸引遭受大規模失業之苦的西方工人。

托洛茨基在《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16]一文中指出:

「……我們時代的生產力不僅突破了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形式,而且衝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已經成為束縛世界經濟的桎梏。無產階級革命既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反對世界經濟的分裂狀態。東方各國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包含在這個世界過程之中,以後還會同這個過程匯合起來。……國際主義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經濟事實的表現。正如過去的自由主義是民族的一樣,社會主義是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從世界分工出發,使國際間的貨物交換和互相服務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我們的著重)

由此可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蘇聯的孤立,不但不是十月革命的領導者所期望的情況,還是促進蘇聯官僚化和扼殺其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貫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高於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一種社會形態,也因此必須通過最先進的國家的勞動者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建成。要保衛被限制在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政權,就必須盡力突破封鎖,盡一切可能善用世界市場的資源,發展經濟、壯大工人階級和改善人民生活,建立與世界各地的實際聯繫,堅持和鞏固世界革命的陣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有覺悟的工人,不但不應該反對工人國家進行對外貿易,還應該積極反對統治階級任何封殺這種貿易的措施。也因此,當前的根本問題,從來就不在於「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因為自由貿易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無產階級的事業有利的),而在於如何提高各地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政治覺悟水平,使其脫離各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響,重新確立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目標。

三,《服貿系列》首兩篇的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系列的首篇《從》與第二篇《透》。《從》文作者認為,台灣目前主流無論是反對抑或支持服貿協議的論述,都是從資本家而非工人階級的利益立場出發去評論兩岸服貿協議,並認為若要建立一套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的論述,則必須從「台資與台商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20年間對兩岸工人階級處境與命運所帶來了關鍵量變與質變」開始,說明台商與中國工人階級的關係。

《從》文作者指出,「來自台灣資本家的資本,在中國改革開放邁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與來自香港之資本,共同扮演中國經濟市場資本形成過程中最為關鍵的角色」,繼而認為台商『透過設廠、雇工、管理等實作,將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以雇傭勞動為核心的生產關係帶進了「社會主義」中國』,並且,這種影響會因服貿協議而加劇,中國工人階級的戰鬥性亦會「被國家機器與黨侷限在廠場內,台資企業則報以各種威逼、分化等資本主義勞動體制內慣常壓制勞資間鬥爭時的手法,成功地予以回應並一次又一次瓦解工人的抗爭,馴化工人的戰鬥性」,最後,作者認為,「腐化官僚與台商成為利益共生的聯盟,將中國一步一步推向資本主義化」、「中國共產黨腐敗的官僚層,則因與台資、港資或逐漸成熟壯大的中國私人資(本)建立了緊密的共生關係,在物質基礎轉變決定意識形態轉變下,右傾越來越不可能走回頭路並可預期將持續扮演著推動中國進一步資本主義化、鼓吹全面「自由化」與「私有化」的幕後主力」。

《透》文的作者,則首先認為在服貿協議中獲得利益的,必然是資本家,兩地工人階級將不會得到任何利益,甚至只會招來惡果(尤其是中國工人),台灣工人階級亦將因為勞工運動勢力薄弱而無法爭取到經濟成長的果實。然後進一步推論「台商進入中國,將「令私有化的浪潮進一步在中國發展」,甚至認為這會「回過頭來使資本主義在台灣更加鞏固,令台灣工人階級亦身受其害。」評論到兩岸統一問題,則「北京政權依然是追求兩岸統一,但過去基於反美帝、反對帝國主義勢力介入東亞,而可能帶有進步意涵的兩岸統一志業,已日益淪為僅是維護中共既有官僚層利益、養肥台港大資產階級的不顧原則統戰,甚至將以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中國工人階級利益受損為代價。因此,我們要嚴正地指出,對於這樣親近資產階級、犧牲兩岸工人階級利益的親資促統讓利政策,不論是站在台灣或中國大陸的左翼立場,都要予以批判和反對。」《透》文的結論是「服貿協議將加深台灣資本入侵中國,強化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我們不分國界工人階級都應當反對的。反對服貿只是這樣左翼運動中的一步。長遠來說,運動進展的基礎和目標在於,兩岸工人階級更認識到了彼此間的共同利益和處境,一同團結來反對兩岸的資產階級與官僚政權,而不受到兩岸統治階級或國族想像差別所分化。」

四,台商衝擊大陸公有制經濟?

首先,台商或許是中國最主要的外資來源之一,但台資以至外資等私營企業在中國大陸,其實都處於邊緣狀態,對政治、經濟都沒有顯著影響力。直到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仍然控制着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大部分社會剩餘——土地、礦產、鋼鐵、能源、工具機、航天、造船、汽車、建築、金融、鐵路等等——都掌握在國家手上。例如,在2013年八月底由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顯示,在500個企業中,有62%為國營企業,佔著榜首三名的都是能源企業、然後是銀行、建築、鐵路、汽車工業等;在排行榜上出現的第一個私營企業是39位的蘇寧控股集團、第二則是排名42的科技企業聯想集團[17]。從這些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排名分佈,可以證明私營企業在大陸仍然處於較邊緣的地位,對控制經濟核心部門的國有企業並無構成威脅。舉一個顯著的例子: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開始時的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18]和相關政策,改善勞工的基本權利、降低勞動市場的彈性、同時增加了台資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勞動管理成本,對勞動密集型的台資中小企業的衝擊尤為強烈[19]。包括台商在內的資本家曾經要求檢討行使範圍甚至全面撤回該法,但完全沒有被理會[20]。可見,台灣資產階級在大陸的政經影響力極為有限。對於加工貿易在大陸經濟扮演的角色,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講師盧荻有這樣的判斷:

「……加工貿易的增價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就只有5%。顯然,中國經濟存在著某種二元結構,其中加工貿易部門基本上是一個飛地部門[21],向對於整體經濟所佔分量很有限,也就很難導致整體經濟的增長依賴加工貿易出口擴張。然則為甚麽這個飛地部門能夠一直維持下來,即使它對整體經濟增長貢獻有限,而且在近年還因為它的順差膨脹妨礙了整體經濟發展,加工貿易部門仍然快速地擴展。這其中可能有創造就業的考慮,但這應該是次要,因為早在2006-2007年期間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勞動密集產業就紛紛遇到勞工短缺的難題;主要的考慮應該是政治方面的,中國大陸的加工貿易牽涉到香港和台灣資本的利益,甚至是維持這兩個地區的經濟穩定和繁榮的重要因素。」[22](我們的著重)

換句話說,《從》文顛倒了台資與大陸官僚之間的權力關係。

其次,中共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容許國內外資本家進行一定的經營活動,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然會在大陸再度出現。我們肯定台商有把他們的所謂「人力管理文化」帶到大陸上,但這種影響,主要在私營企業之內,而且如上所述,決不等於以技術密集行業為主的國有經濟會跟着台商的指揮棒走。再者,「生產關係」亦不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國營企業中工作的管理人員、工人,他們的勞動報酬也是以薪水及福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這並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並非管理人員的私人財產。國企高管儘管待遇優厚、有大量的物質特權甚至營私舞弊的情況,但他們不是企業的所有者,隨時可以被中共裁撤調換。當然,貪污腐化、國企利潤的不合理或不公開的分配、管理層和一般職工待遇之間存在的鴻溝,都會削弱一般勞動者對國企的認同,動搖國有經濟的政治基礎。但這是官僚統治之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根源在執政集團內部,而不在台資。而要談論影響官僚行為的外部力量,也確實輪不上台資────對官僚集團最具影響力的,是操控世界市場的帝國主義的動向。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23]中指出,在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建立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資本主義遺留的匱乏和社會不平等仍然存在,社會還必須按照「資產階級法權」的標準,即按照個人貢獻的勞動量而分配生活資料、刺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既不能做到「盡其所能」、也不可以「按需分配」。因此,在工人國家中,必然還會有等級工資和層級管理制度。台資是美日帝支配和哺育的產物,它們當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載體。但台資服務業擴展大陸市場,並不意味著北京政權就會為了討好它而將「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例如,這次開放給台資的醫院、長顧行業,是大陸所長期缺乏的,台資如果積極投入,只會擴大相關的供應量,而不會崩壞本來還未有的公共服務)。再者,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宣佈,「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24]。在世界資本主義陷入大蕭條的脈絡下,北京政權願意大展拳腳搞私有化的意欲有多少,就更可想而知了。至於工人階級的鬥爭被馴服,恐怕這不是台資才可能做到的是事情────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群衆性的革命政黨,挑戰官僚和資本,那恐怕所有的局部鬥爭也都會被馴服的。這不是大陸或台灣獨有的問題,而是普遍的問題。假如台資不去大陸,工人就會比較難以馴服,那倒不如直接提倡外資企業全面從大陸撤資?

下半部

【註釋】

[1] 1995年人民出版社版《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09-314頁。[back]
[2] [台灣]經濟部及各相關機關《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對我總體經濟及產業之影響評估》(民102[2013]年7月17日),第1頁。[back]
[3] 同上,第2頁。[back]
[7]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18-434頁。[back]
[8]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67-773頁。[back]
[9] 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1840年-1913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back]
[10]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638-640頁。[back]
[11]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75-688頁。[back]
[12] 掌控彼得格勒海上咽喉的喀琅施塔得(英譯Kronstadt)要塞駐軍在1921年2月底至3月中進行的反共武裝暴動。要求結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放寬私人經營、舉行沒有共產黨參與的蘇維埃選舉等。[back]
[13]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四卷,《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蘭塞姆問》,第706-715頁。[back]
[14]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四卷,《關於對外貿易壟斷》,第739-742頁。[back]
[15]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選》,第251-280頁。[back]
[16]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選》,第283頁。[back]
[19] 參見蔡昌言《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影響之研究:以廈門台商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2卷4期(2009/12/01);陳儀玲《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對台商的影響與因應》,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1月。[back]
[20] 《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05月11日〈外商强硬拒絕〈勞動合同法〉草案威脅要撤資〉;新華網2008年1月21日〈新《勞動合同法》實施500餘家台灣企業撤離東莞〉;每日經濟新聞2009年1月20日〈經濟學家集體詬病勞動合同法人保部專家挺身保衛〉。[back]
[21] 加工貿易的基本結構是:外資提供設備、原料、來樣、管理生産和外銷市場;中國提供土地、基建和勞動力,得到外匯和就業。因爲原料和產品市場都在國外,與中國整體以國有大工業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和國内市場並沒有直接聯繫,類似外資在中國的「領土」,所以比喻為「飛地部門」。[back]
[22] 見盧荻《世界發展危機與「中國模式」》,《政治經濟學評論》第1卷第4期24-35頁,2010年。更新的英文版見D.Lo,‘China and world development──beyond the crisis’ in Yokogawa et al eds.,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India:Their Impacts on the World Economy,2013,London: Routledge.[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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