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3·18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太陽花運動現場(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太陽花運動現場(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跨時》按:本文同時登載於《批判與再造》(台灣)以及《人文與社會》(大陸)。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簡介
1920年代中後,日帝殖民地下台灣前進的知識份子,為了克服當時臺灣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援引了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對於台灣社會與歷史之科學的自我認識工作,並且留下一定的知識和理論的遺產。

這個以進步的社會科學探索台灣社會和歷史的傳統,在1931年遭到日帝的鎮壓。繼之,在1950年到54年的白色恐怖中,此一傳統作為一門科學、知識和哲學,遭到殘酷和徹底的破壞而完全中絕者凡四十年。1950年後,美國保守、自由派社會科學,作為意識型態霸權,支配了台灣戰後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為冷戰體制下台灣反共國家安全體系的建制,提供辯護的服務。

1980年代中後,台灣的政治經濟起了巨大變化。然而,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對此一新變化卻無法提出前進的、批判的說明。

我們有鑑於此,深感一方面批判地繼承20年代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遺產,一方面又進一步汲取二戰以後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以及其他各種進步的關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理論新的反省與發展,同台灣社會具體現實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誠為當務之急。

欲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協意成立了這個研究會。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章程前言(1993年)[陳映真等人撰寫]

「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
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2014年4月

一、運動的基調與變奏

從三一八學生攻佔立法院、三二三攻佔行政院並遭警方強勢驅離,再到三三○走上凱道,這場「反服貿運動」伴隨著事態的變化而捲入許多群眾。當然,也有許多群眾並未捲入這場運動,或者選擇從運動中離開。

運動在三一八到三二三之間,是群眾數量與運動能量急遽暴增的階段。然而,也恰恰在這個階段,以林飛帆、陳為廷為代表的運動指導部,以及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民眾,都對反服貿問題各自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與詮釋、不同的認知與想像,乃至不同的選擇與立場。──有的反對程序不公(即「反黑箱」),有的反對服貿本身(認為會對台灣帶來極大的傷害,但不反對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類似的協議),有的反對自由貿易,並認為服貿即是自由貿易,因此應當反服貿。有的人則是反對與中國大陸有任何的接觸,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或是社會的。

因此,我們應當承認所有群眾都有自己參與這場運動的理由。三一八事件之後,知名且政治色彩極右的閃靈樂團主唱Freddy(林昶佐)用「相信直覺吧,不懂服貿又怎樣!」這樣的口號,在社交網站Facebook進行反服貿動員。[1]某種意義上,Freddy這樣的口號是正確的。比方,近代許多落後國家的農民革命從不以灌輸農民任何深刻的左翼理論為前提,而是用「打土豪、分田地」這種牽涉個人利益的口號實現動員。或像阿Q,他未必真正了解辛亥革命的意義,卻能從自己的角度理解從而參與這場革命,並通過他的參與而證明了這場革命確實具有群眾性。就此而言,如果反服貿者對於服貿本身沒有什麼深刻的理解,也不能否定群眾為此得到動員的各種契機。──當然,眼下並不是農民戰爭或阿Q的時代。除非我們確認自己沒有深化認識的能力,並寧願始終依靠直覺所派生的種種理由。

固然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理由對這場運動寫下一個屬於參與者自己的瀟灑的「註腳」,正體現出這場反服貿運動的多元性。這也是這場運動能夠催發出如此大的動能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還須進一步追問,到底是怎樣的因緣際會,讓意見紛雜的群眾糾合在一起,從而讓所有群眾拋棄彼此的歧異性,並共同樹立起「反對兩岸服貿,守護台灣民主」這面鮮明的大旗。

事實上,這場始自三一八的學生抗議運動,訴求幾經變化。第一天衝進立法院議場之後,學生們所拉起的布條是「七成五台灣人民要求逐條審查」;接著轉為要求「退回服貿,捍衛民主」;再來轉為「先立法,再審查」,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與「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學家提出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通過立法做為運動首要的目標。[2]三二三學生攻佔行政院之後,運動的訴求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到了三三○在凱達格蘭大道的集結,林飛帆與陳為廷英雄式的出場(夾道民眾歡呼「選總統」[3]),以嘉年華會式的氣氛在晚間七點宣布結束。

在訴求與動員氛圍不斷轉化的情況之下,以林飛帆、陳為廷為代表的運動指導部,將運動訴求緊扣在突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對立,並淹沒了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運動者的個別主張。比方,在這場高舉「反服貿」大旗的抗議運動之中,服貿本身恰恰是遭到隱沒的問題。因為現場參與及支持的群眾所訴諸的是「捍衛民主」、「愛台灣」、「民主與專制的對決」等口號,就算立法院現場明顯區分出獨派區塊(主要集中在中山北路)與學生區塊(主要集中在青島東路與濟南路),但現場不時可見到「台獨旗」、「台灣魂」、「愛台灣」等台灣國族打造工程的象徵符號。

或者還可以這樣說:在運動從三一八走向三三○的歷程中,各種反服貿的理由不但沒有通過這場運動而各自得到深化,運動的基調反而伴隨著運動的發展而愈發顯著。這個基調就是排他主義。誠如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所言:「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顯著特徵。論述的缺乏,其實弔詭地又是運動之所以能繼續的『動力』之一」,從而指出這場運動的「底氣」其實就是「族類主義(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華」。[4]這樣的排他主義一方面以大陸為敵對的對象,另一方面則基於對大陸的敵視,而在台灣社會內部劃出不屬於「我」方的「敵」人。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反黑箱」、「反自由貿易」,還是「反服貿」,許許多多的反服貿理由都伴隨著這種排他主義基調的暴露,而在事實上成為這場運動的變奏。但我們還是必須將這場運動的指導部與群眾區分開來。這場運動的基調並不取決於直接或間接參與的群眾,而取決於領導這場運動的指導部。是這場運動的指導部規制了整個運動的性質與發展,而不取決於參與在這場運動中的其他反服貿論據。後者,充其量只在運動中形成了某種變奏或補充。

實際上,三一八事件本身也是這種基調的延伸,並至少從二○○八年陳雲林訪台所引發的野草莓運動、二○一二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一路延續到今天。這場運動的指導部成員,也是這樣走來的當時主導「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學者(中研院法律所黃國昌)與學生(陳為廷、林飛帆)同樣在這次「反服貿運動」中站在最前線。而這次運動無異是排他主義的又一次操兵。

排他主義宛如一種普照的光,將其他一切色彩淹沒其中。

二、排他主義在「反服貿運動」中的運作

二○一三年四月七日鄭南榕自焚廿四周年紀念活動上,林飛帆公開宣稱:「我叫做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5]當然,這是林飛帆的個人表態。但在反服貿運動中,作為主要領導人的林飛帆也並未隱藏他以及運動指導部的思想基調。三一八之後,林飛帆正是以這樣的語言鼓動集體性「恐慌」:「一旦服貿、貨貿通過,我們要面對的可能就是中國來的公安」。[6]

三二三傍晚群眾衝擊行政院前夕,林飛帆用相同的「恐慌」語調向現場群眾公開喊話:

「今天我們很清楚,各位!你認為我想當中國人嗎?你認為我想當中國人嗎?所以!我們都不想,我們都不想。」之後不久,從林飛帆手中接過麥克風繼續喊話的另一位參與者接著說道:「希望說,讓現場這群五萬人,去讓二千三百萬還沒關注這個議題的[知道]:大家都一樣,都是都想做台灣人!不想做中國人!」(當天下午近五點,立法院前)[7]──當這般煽動性的公開喊話出現在抗議現場,不但沒有遭到任何參與者的反彈,還獲得熱烈的掌聲,運動指導部給運動規制的基調便非常清楚了。

除此之外,台獨運動者前往議場聲援學生的舉動,也能從側面體現運動指導部到底依據怎樣的意識形態而運作著。首先是資深台獨運動者史明三月廿七日親自前往立法院議場同學生會面,獻唱《台灣獨立軍進行曲》、高喊「台灣人萬歲」,全場學生投以熱情地鼓掌。[8]其次則是少數台獨派政治犯同往議場慰問學生。──後者尤其特別值得注意。後者在此時此刻所做的「慰問」,實際上是向絕大多數都主張民族再統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的一種示威,同時也是對於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強暴」和「收割」。

三三○反服貿運動上凱道的那天,陳為廷與林飛帆分別做了兩次較長的演講。前述基調緊扣著「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這個新訴求登上凱道舞台。陳為廷說:

「我們要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改變現在的制度,現在的制度完全無法約束行政權跟中國談判任何的協議。因此我們才會站出來,才會看到張慶忠三十秒通過服貿協議的荒謬的現象。正因為要制止這樣的現象,所以我們要求,要立法。我們提出了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他不可以是一個行政命令。他應該經過國會,經過人民的審議,經過人民的同意,來創立一個法律來規範未來包括當下的服貿的談判以及審議。」「他真正的問題,他真正的害怕點,他所追求的,根本不是台灣人民共同的未來,否則他不會去阻礙人民的實質的參與。他真正追求的是,他跟中國政府的共謀。他所追求的,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他所追求的,是他跟中國談好的協議的時程裡面,要去通過貨貿協議。要去通過未來他們從二○一二年就一直在談的兩岸和平協議。一直在談這些事情。這才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根本的矛盾。也正因此,各位在這個地方,所對抗的,不只是服貿這個東西而已。我們要求訂定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我們除了要處理服貿,還要處理貨貿,還要處理未來他們跟中國簽訂的各式各樣的協議。我們沒有、沒有要拒絕跟中國往來,我們沒有拒絕要跟中國往來,可是我們要求是我們跟中國往來的過程當中,今天在場的所有人,所有的台灣人都可以實際地參與、共同決定,我們要怎麼往來對不對!(群眾:對!)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對不對!(群眾:對!)做自己的主人對不對!(群眾:對!)」[9]

林飛帆則說:

「從佔領國會那天起,我們已經寫下歷史,這歷史不是因為我們佔領國會,而是因為我們佔領國會行動中,對台灣現行憲政體制、民主制度提出最深刻的反省,我們的行動,在台灣與中國關係間,也做了新的定義,我們告訴政府,台灣未來屬於全台灣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台灣未來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

「我們提出四項訴求,第一退回服貿協議,第二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的是專法,而不是行政命令,要求先立法再審查,這項訴求從我們進佔國會第一天起,就一直堅持,沒有改過,任何輿論誤導,沒法分化、削弱我們。第三項訴求,希望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因為當前政府喪失根本統治正當性,只有由公民發起,邀請台灣各界政治、社會代表,才有能力在現在僵局中開創新歷史,解決新困境。第四項訴求,還是要回到國會,希望朝野立委跟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人民訴求。」[10]

陳林二人的演講,把重點擺在如何阻止「中國」對「台灣」的「併吞」。至此,關於服貿到底是不是「自由貿易」,關於自由貿易是否應該「一反到底」,關於台灣是否應該徹底拒絕服貿,甚至,關於參與此次運動的民眾為何過去默許WTO、米酒、美牛、台紐台星自貿協訂(而且將來未必繼續參與反對TPP的鬥爭)等問題,顯然早已不是這場運動的指導部所關心的重點了。

當運動指導部用排他主義的基調統率一切問題,服貿實際上就在所有問題重置的過程中隱沒了。如同台獨運動者史明四月二日晚間再度進入立法院時對學生說的:「現在是路線的鬥爭,不再只是服貿通過不通過而已」、「現在就是要強調,我們是台灣人」──史明已經把話說得相當明白了。[11]換言之,即便運動嘴巴上喊「撤回服貿」,重點也不再是論證服貿如何絕對惡,而是要用一套「兩岸協議監督機制」來框住包括服貿等兩岸之間的協商。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說,這場反服貿運動正式演化成一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12]實際上,在社會氣氛高度緊張、人際關係的撕裂已讓所有人都很疲憊的現在,在全民通過各種媒體與謠言耳語惡補各種服貿資訊的現在,甚至在民進黨根本就不反服貿的現在,到底還有多少人堅決徹底反對服貿?如果絕大多數人開始承認服貿的必要性,卻又不願意爽快使之通過,那末,這樣那樣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就可能成為多數民眾在情感或理智上給自己臺階下的理由。──即便這樣的理由可能在將來反噬我們自己。

當運動指導部在排他主義的基調上,將對岸的大陸「總體化」為敵人的時候,此岸的台灣也被他們「總體化」了──這似乎意味著台灣內部對於服貿議題只有鐵板一塊的意見。但我們也可以說,恰恰是因為這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前述基調上排除了從其他角度介入服貿議題的可能性,從而也把不願按著運動指導部的基調談論服貿的台灣人,排斥出去,甚至被迫噤聲。於是又強化了台灣島內似乎只有一種聲音的現象。即便服貿存在這樣那樣值得檢討的問題,但只要不按照運動指導部所規制的基調談論服貿,就沒有發言的正當性。

三、主流政黨與這場學運之間的關係

通過野草莓運動以來連續不斷的操兵演練,這次的反服貿運動正式拉出了一條臻於成熟的新戰線。這條戰線上,不只有此次運動的學生指導部,還有站在他們背後的學界中生代。也可以說,這場運動是兩蔣時代「反共」「獨台」政策昇華為李扁時代「去中國化」「台獨」的政治結構之後,終於結晶而成的產物。這樣的產物,通過此次運動而躍上歷史舞台,形成爭奪主導權的世代鬥爭。如果這次的運動有什麼不同於民進黨或傳統台獨派路線的地方,或許正在於「親美反共反華」的排他主義心態已然完全內化於台灣青年世代,因此有相當的自主性。一定程度上,這樣的自主性甚至在這次反服貿運動中綁架了民進黨,至少是相互利用。

從民進黨在抗爭現場散發的服貿條文民進黨版修訂草案來看,民進黨並沒有徹底反對服貿的想法。對於諸如陳菊這樣能夠感受到服貿實際利害的民進黨地方首長來說,徹底反對服貿是更不可能的。這也是為何陳菊敢於曲線說出「若符合程序正義,對台灣有利且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我支持服貿!」這樣的話。[13]相較之下,運動指導部的態度顯得曖昧。一方面,如前所述,指導部不斷改變他們對於服貿的公開訴求,多多少少有同民進黨暗通款曲的嫌疑。另一方面,學生持續佔領立法院乃至突然攻佔行政院(並遭驅離)的一系列事態,又在事實上制約了民進黨。因此,雖然民進黨頭面人物一個個不斷在立法院現場或行政院現場等地出現,但到底是他們想要趁勢利用學生,還是不得不去現場表態一下,其實很難分得清。此外,雖然三二三事件對於運動指導部本身具有加分效果,贏得了民眾的同情,甚至暫使運動不致草草收場。但由於運動指導部對三二三事件採取切割的態度,這也導致部分三二三事件參與者趁此機會形成另一股反對運動指導部的勢力。這股勢力的集結或增長,當然也能體現某種運動自主性。但如果這股勢力的增長只能取決於運動是否長期化,或只能取決於運動內部是否暴露出越多內在矛盾,這樣的勢力,恐怕也難以為這場運動開闢新局。而這兩股勢力的分殊,也突顯了運動主事者之間對於是否與民進黨合作、合作的程度等問題的落差。

雖然此次學運體現了相當的自主性,卻終究未能超脫藍綠格局。固然我們無從知道運動指導部與民進黨(乃至黨內各派系)之間的確切關係,我們卻能通過學生的行動而看出些許端倪。施明德女兒被允許在立法院屋頂塗鴉電影台詞這件事情就先不提了。[14]以林飛帆在三月廿二日號召全台灣民眾包圍各地國民黨黨部為例,[15]無論這場運動有多麼充分的自主性,這種只針對國民黨而忽略民進黨的號召,無異只是把運動自身矮化為民進黨的別動隊。此後,當王金平的黨籍訴訟獲勝,王金平也輕易地把學運作為自己的籌碼,進而編織到藍營內鬥之中。三二三事件之後,運動的主軸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參與者將矛頭指向國民黨馬江政權,倒馬、倒江、反國民黨,成為深具動員潛力的新號召。尤有甚者,少數運動支持者無視台灣社會運動史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來便不斷遭到「國家暴力」無情鎮壓的事實(民進黨執政時期對社會運動的鎮壓亦毫不手軟),竟在媒體面前脫口宣稱三二三事件「是台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16]一下子就把台灣社會運動史上無數更為慘烈的人民鬥爭一筆勾銷。

我們同樣高度譴責並反對國家暴力。同時我們也必須提醒:儘管這場運動不斷撇清藍綠惡鬥的標籤,事實上卻不斷在循環著藍綠惡鬥的模式,並且挑戰歷史。當這場運動跳脫不出藍綠鬥爭框架,就只能淪為鞏固藍綠格局的側翼,並將台灣內部的種種問題加以外部化。比方,將「反中」做為面對問題的廉價解藥(這種手段與同為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代理人的藍綠兩黨沒有不同)。只知「反」而提不出到底「要」什麼,這才是台灣真正的「憲政危機」。

四、「兩岸協議監督機制」與白色恐怖

眾所周知,兩岸分斷是中國內戰與國際冷戰「雙戰」結構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此岸的台灣設立行政院陸委會專責任何與大陸有關的事務(而非歸「外交部」管轄),並以立法形式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了兩岸事務的法律內容的原因。現在,運動的指導部把運動目標設定在立法通過所謂「民間版」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但這個草案的真正意圖是什麼?實際上,就是挑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從根本上衝撞歷史所造成、而且兩岸政府的法理體系都承認的分斷國家狀態,並阻止分斷國家狀態在一中架構之下獲得解決。

民間版條文第六條明白顯示,[17]現在運動指導部所力推民間版條文絕不只是針對服貿而來。「反服貿」不過只是包裝,因為民間版條文也已經把兩岸之間未來的政治安排包攝在內,其醉翁之意是反對《兩岸和平協議》。這也是陳為廷的三三○凱道演說直言不諱的。可以說,民間版條文所欲實際阻撓的對象,正在於此。就算民間版條文最終不能成功立法,拋出這樣的條文本身也可以形成可以後續操弄好一陣子的議題。

更重要的是,為了阻礙兩岸可能的任何政治安排,民間版也藉此寫入了白色恐怖條款。將這部民間版條例視為一部準國安法並不為過!

請看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第八條:

「立法院對籌畫或進行中之協商,認其涉及兩岸協定之協商時,得要求行政院及相關機關或受託協商機構,提出協定締結計畫,並於協定締結計畫之立法院報告前,停止協商。

行政院、相關機關及公務人員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規定,於提出協定締結計畫向立法院報告,或經其同意之前,即行或委託進行兩岸協定之協商者,應由立法院決議,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相關人員違反第六條第三項之規定,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主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關於第八條的說明:

「一、對籌畫或進行中之協商,立法院認其涉及兩岸協定之協商時,得要求陸委會補提協定締結計畫或立即要求停止協商。

二、行政院、相關機關及公務人員若違反報告義務或未經立法院同意即行或委託進行兩岸協定之協商者,立法院得決議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外,相關人員違法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主權者,以外患罪論處。」

經歷過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台灣人民都知道,國民黨政權為在台灣徹底肅清反蔣反國民黨的反對勢力,遂以《國安法》鞏固黨國「反共」正當性,從而在社會上造成「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思想牢獄。「合法」地撲殺一切與他們政見不同的聲音,更製造出大量冤假錯案。

經過長年的反蔣反國民黨鬥爭,台灣人民終於初步掙脫白色恐怖的陰霾。但誰能想到,就在這次運動中,懷抱著強烈排他主義的部分學者及運動指導部,為了消滅島內與他們不同政見的力量、為了阻止兩岸和平發展,竟假托「反服貿」之名,公然以法律形式召喚白色恐怖的幽靈。[18]若是這部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最終得以通過,那麼只要由能夠操弄這則條例的當權者指定,就可以被視為「相關人員」。而且其刑責起跳,可是「以外患罪論處」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此公然的白色恐怖條款,連民進黨今(二○一四)年初所提出的《台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19]都不敢如此赤裸寫明。

簡言之,領導學運的學者與學生通過反服貿議題,趁勢架構出一個貌似可以約束服貿的機制;再通過這個機制,進而約束兩岸之間任何政治與經濟安排、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甚至偷渡可以在未來「合法」發動新一輪白色恐怖的條文。所有心懷歷史正義、具有歷史良心的台灣人民,都不能允許這種白色恐怖法制與事態的發生!

五、這場運動因為排他主義而失去什麼?

在這場運動中,部分參與者主張從反對自由貿易的角度反對服貿。如果服貿真的可以簡單等同於自由貿易,如果只要是自由貿易就必須無條件地「一反到底」,那末,我們必須鄭重指出:這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不可能成為反對自由貿易的支點。應當承認,從緊扣自由貿易問題而出發的論述,有吸納一些群眾的可能。這樣的群眾可能無法接受運動指導部所設下的排他主義基調,但更願意從兩岸經貿交流之得失的角度衡量自身利益,甚至願意進一步反思自由貿易之利弊。可是,這樣的群眾不可能盡數參與在這場運動之中。實際上,恰恰是運動指導部所設下的排他主義基調,讓更多同樣願意反思服貿、兩岸經貿交流,以及自由貿易問題的群眾,沒有參與或介入的空間。進而言之,雖然我們必須將運動指導部同直接或間接參與的群眾區分開來,從而將指導部的主要訴求同其他各種反服貿的理由區分開來,我們還是必須探問運動的指導部與運動中的多數群眾(特別是青年群眾)是否共享著相同的思想前提。如果指導部愈發公開宣示「親美反共反華」的態度,而多數參與群眾寧願持續默認指導部的代表性。那末,排他主義就不可能得到克服──無論是指導部或多數群眾。

比方,雖然許多參與運動的群眾願意澄清自身並不「反中」,這場運動還是充斥著濃濃的排他主義。只要「反服貿」就是「愛台」;只要「支持服貿」或「不反服貿」,就是「賣台」。尤有甚者,一股無人譴責的排外種族主義氛圍無聲瀰散。三月廿日,林飛帆所出身的成功大學「零貳社」,發動台南市兩百四十名青年搭乘六輛遊覽車北上聲援反服貿運動。其中,有兩位大學生自製手舉看板,上面寫著:「支那賤畜,外來種滾」。[20]這則寫在外省人馬英九相片上的口號,指的不是對岸的大陸,甚至也不是馬英九,而是排他主義者在島內劃定出來的真正的「賤民」或「非台灣人」(比方:統派、外省人、陸生、陸配,如此等等)。[21]像這種具有鮮明法西斯主義傾向的排他主義標語,在抗議現場不但沒有遭到反對,還被默許存在。就連媒體,也不是以負面的角度報導這則新聞。

如果這場運動具有進步的體質,為何能夠容許「支那賤畜」「外來種滾」這類種族主義排他口號的存在?如果這場運動就是要反自由貿易,又為何這場運動不是爆發在台灣加入WTO之際,也不是爆發在前陣子台紐、台星自貿協定簽訂之時?如果這場運動體現的是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決心,為什麼這樣的運動竟有十萬人連署向美國白宮請願?[22]為什麼有台灣網友在網路發起集資,購買美國報紙版面刊登反服貿廣告?[23]最後,如果這是一場具有「左傾」潛力的運動,為什麼這樣的運動竟會得到極右的美國茶黨(Tea Party Patriots)的支持?[24]──如果運動參與者企圖通過反對中國來證明自己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卻不斷向美國尋求支持與聲援,對於台灣人民而言,這種「主體性」難道不是極大的諷刺嗎?

如果我們不願眼見納粹黨在台灣崛起,我們就必須堅決反對在這場運動中出現的排他主義,並同時和其他領域中的排他主義(比方針對移住勞工、外配、性少數者而來的歧視)進行頑強的鬥爭!

進而言之,即便截至目前為止的一切事態都顯示了統獨矛盾對於台灣社會各種矛盾的支配性,這樣的支配卻仍然採取了曲折、隱晦的姿態。比方,藍綠兩黨明明共享著一樣的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卻往往會被媒體乃至一般民眾視為「統獨」鬥爭。彷彿,本質上「獨台」的藍營就是統派,而看起來貌似「台獨」的綠營則是獨派。又比方,明明野草莓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基調也是排他主義的反共反華意識形態,卻要用反對集會遊行惡法、反對旺中集團為這樣的基調打掩護。如果台灣人民還要繼續把不是統獨問題的問題當成統獨問題,並把真正的統獨問題當成別的問題來處理,這種言不由衷的心態勢必導致台灣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無以克服「去政治化」的危險。非但無法幫助普遍滿足於「維持現狀」的台灣人民直面一切歷史的變局和機遇,最終也無法面對台灣人民自己。

伴隨著運動的發展,「相信直覺吧,不懂服貿又怎樣!」這樣的口號就算還能描述運動初期那樣的思想狀況,恐怕也動員不起現在的群眾。───只要我們相信群眾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話。但當我們回想起非理性主義在德國通向納粹上台的歷史,仍不得不從這樣的口號中感受到強大的寒意。正如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所言:「貶抑知性和理性,無批判地推崇直覺,貴族式的認識論,拒絕社會歷史的進步,製造神話等等,都是我們幾乎在每個非理性主義者那理會遇到的動力。」「這種非理性主義能夠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從反對這社會的任何真正鬥爭那裏慷慨激昂地引向邪路。」「非理性主義的每一哲學活動中,實際上都含有法西斯主義的、進攻的反動思想的可能性。」[25]

六、經濟整合不等於認同整合

政治學者曾以德國統一的經驗提出「整合理論」,指出兩個分裂的國家或地區,先有了經濟整合之後,政治上的整合將會水到渠成。台灣問題的解決,近二十年來基本上走的也是民間經貿先行的途徑。二○○八年之後,兩岸交流雖然大開,但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卻降至新低。台灣方面只想在經貿領域從大陸身上獲取利益,但上至政府下至社會均不願在政治議題鬆手,以被製造出來、虛無的「主體性」抵抗並拒絕中國人的身分認同,這是台灣問題最大的困境。

事實上,當前兩岸政治互動的困境與瓶頸與主導者息息相關,長年以台灣的政治精英做為中介(藍綠皆然),和平紅利被壟斷,台灣問題的解決最終大打折扣,甚至被抵消殆盡。其中必須注意的關鍵有三:首先,台灣的統治精英,無論藍綠,基本上都經美國培育,深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換句話說,他們都扮演了美國在台代理人的角色──執行著圍中反華的最高任務。其次,這批輪流掌權的政治精英,不只是美國在台代理人,同時也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透過他們反映而出的兩岸關係,是商業資本邏輯的,而非歷史與人民的。第三,受到冷戰、內戰「雙戰」結構遺緒的影響,實際管轄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已偏安「獨台」化。無論藍綠執政,無論是披著「中華民國」的外衣,還是打著「一邊一國」旗號,台灣的政治精英都只忙著如何分贓這個台灣官場上的政治利益。上述三個關鍵要素,犬牙相錯成為兩岸關係進展的最大障礙,台灣朝野已經敏銳地察覺到,未來兩岸的政治接觸──甚至是政治協商──已是難以逆反的潮流,從而心急地為自己鋪設後路。真正有利於台灣人民的安排,反而被迫讓位。

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前輩林書揚(台灣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共計卅四年又七個月),早在上個世紀九○年代即已預示,兩岸民族的整合除了經濟的現實之外,還必須依靠具有先鋒性的思想來加以整合,形成真正能夠團結兩岸人民的共同的民族倫理。只有民族倫理與經濟主義的緊密結合,才是兩岸整合的合情合理過程。他說:

「時下經濟主義的統一論無疑具有實際而有力的進展作用,但也有它的侷限性和不確定性,甚至也隱藏著某種條件下的異化危機。而另一方面,在一定的世界觀規定下的民族倫理說,有其本然的指導性和統攝性,能超越一時的、局部的逆行現象而指向終極的價值目標。但也因其高超性和不可免的抽象性格,而不容易在運動中落實具體而實際的策略指導作用。縱令海峽兩岸的統一趨勢在強勁的經濟互動基礎上快速展開,但隨著形勢而突顯的意識型態領域中的各項爭議仍不可避免,且能對運動產生種種實際影響。筆者所希望的,不外是兩者之間更緊密的連帶。因此,兩岸的統運指導觀念應切實注意政策中的合情合理性,和民族理想在現實中的具體化過程。唯有如此,台灣方面出於階級利害和政策惰性的抗拒心理,才有逐漸融化的可能。」[26]

七、小結

兩岸從一九四九年到八十年代之間,就進入了世界上少有的經濟、政治全面隔絕的狀態。比起兩岸曾經統一的歷史,四九年後的兩岸分斷更是任何人在思考服貿所代表的兩岸經貿交流問題時,不可忘卻的重要歷史前提。相較於兩岸在日本殖民台灣期間仍然存在經濟交流的狀況,海峽分斷下的兩岸竟然直到八十年代才通過開放台資進入大陸而實現公開交流,並在近十年才實現三通。而即便兩岸率皆加入WTO,兩岸之間的貿易也仍然不對等。在台灣並未對大陸履行加入WTO的條件下,台灣禁止大陸共2194種商品輸入(占台灣全部進口商品總數的20.3%,其中包括農產品834種,工業品1360種。)[27]與此同時,台灣對大陸的順差逐年升高,二○一三年的順差甚達21%,計1160億美元。[28]兩岸之間的不對等貿易並不只是區域對區域之間的貿易保護主義所致,實際上首先是四九年以來兩岸分斷導致經濟聯繫近乎斷裂而產生的後果。而在兩岸都加入WTO的條件下,大陸卻未向WTO控訴台灣,也是因為兩岸分斷是歷史遺留問題,不是簡單的區域間貿易問題,因此大陸方面非得在歷史政治/歷史正義的意義上接受這樣的不對等貿易不可──至於這樣的不對等貿易將導向怎樣的歷史結局,未必是人所能預期的。但是,由於兩岸都加入了WTO,因此也都不可能允許兩岸分斷所造成的不對等貿易長時間繼續下去,除非現在兩岸同時或各自爆發反對自由貿易的人民運動,並與世界體系脫鉤。否則,在客觀選項並不多、而左翼的進步力量很不成熟的條件下,除了全體台灣人民應當直面思考兩岸之間的經貿交流問題,左翼自身還應當進一步思考服貿是不是自由貿易的問題,思考自由貿易是否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反對的問題,思考經濟整合為何不能帶來認同整合的問題,以及我們該如何同時面對RCEP、TPP所代表的區域經濟整合問題。

就在這次學運的指導部以嘉年華會的形式走上凱道,新聞媒體也在同一天披露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將在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在美國華盛頓舉行談判。這場四月四日舉行的談判,台灣政府把加入TPP列為重點項目,美國政府則表態要將有瘦肉精疑慮的「美豬」提上談判議程。面對曾經急遽蓄積群眾能量的反服貿運動,我們能否期待參與其中的群眾乃至其指導部也站出來反對TIFA乃至其後的TPP?如果不行,我們就必須思考,如何通過打破這次運動中的排他主義,讓願意直面兩岸經貿交流乃至全球自由貿易問題的群眾團結起來,進而促使全台灣的勤勞大眾為了真正進步的方向而鬥爭。這才是真正的「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29]倘要尋求三一八以降事態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本文由向前、伍逸豪共同執筆,二○一四年四月三日定稿)

【注釋】

[1]請見「Freddy Lim林昶佐」Facebook貼文,2014年3月20日:。[back]
[4]趙剛,〈思想與學運〉,《中國時報》,2014年3月26日。[back]
[8] 〈史明:有青年人打拚,台灣前途有希望〉,《自由時報》,2014年3月27日。[back]
[9] 〈《反服貿大遊行》學運總指揮陳為廷演講〉,《新唐人電視台NTDTV》,2014年03月30日。[back]
[10]〈凱道向馬喊話林飛帆17分鐘談話全文〉,《蘋果日報》,2014年03月30日。[back]
[11] 〈史明鼓勵拚落去帶炸雞進立院〉,《自由時報》,2014年4月2日。[back]
[12]事實上,許多反服貿的參與者並不反「服貿」本身,反對的是與中國大陸簽訂協議,所持的理由不外乎是大陸的導彈對準台灣、大陸不是民主國家等常見的理由。網路上有一部廣為流傳(至4月3日為止,觀賞次數已超過85萬)的反服貿短片《一場服貿熱雨下的太陽花》(http://youtu.be/IJQwYxm39tI),片中並不否認服貿會對台灣經濟帶來好處,但話鋒一轉稱「已經完全無法和政治脫節」,作者為了要解釋為何台灣人不反對與新加坡、紐西蘭簽FTA卻反對與大陸簽服貿協議,而將新加坡與紐西蘭比喻為哆啦A夢(台灣的好朋友),將中國大陸比喻為胖虎(每天說要揍台灣、霸凌台灣、排擠台灣的流氓),據此稱必須用雙重標準來加以對待不同的「國家」,最後並將反服貿的理由歸之於捍衛台灣的言論自由。另外,也有律師撰文稱:「為什麼我們也通過了對於紐西蘭的FTA,民眾對於這項協定並沒有大加撻伐,但是對於這項協定,就得要寸土不讓?因為,中國,我怕你們。真的,我很怕。平心而論,如果把中國拿掉,換成別的國家,也就沒有問題。」(參見:呂秋遠,〈如果把中國換成別的國家,服貿就沒有問題〉,ETtoday東森新聞雲,2014年03月20日。)這些例子都說明了,這場「反服貿運動」的訴求並不是「反服貿」。[back]
[14]學運允許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的女兒施蜜娜,爬上立院外牆噴上「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電影《里斯本夜車》台詞),成為許多學生自發上街的精神訴求。[back]
[15] 〈學生擴大抗爭號召全民包圍各地國民黨黨部〉,《自由時報》,2014年3月21日。[back]

[17]以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第六條為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經行政院核可之會同辦理機關,應於兩岸協定協商開始九十日前,提出協定締結計畫,向立法院報告。

前項協定締結計畫,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

一、締結兩岸協定之名稱、目標與主要內容。

二、締結兩岸協定之期程與主要效益。

三、協定締結雙方之可能主要爭點與因應策略。

四、依第三條第二項委託辦理協商時之委託範圍。

涉及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安排兩岸階段性或終局性政治解決、劃定或分享疆界、決定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之代表或地位,以及其他可能影響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主權之各項協定,其締結計畫應由行政院提出及報告,並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未經同意所為之協商或簽署之協定,無效。

性質相同之兩岸協定,經立法院同意後,得併提單一協定締結計畫。

第一項之報告涉及國家安全、國防、外交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得以秘密會議進行。」

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關於第六條的說明:

「一、為實踐國民主權及權力分立原則,並保障人民知的權利,避免行政機關在未經人民授權下以不透明的密室程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協定,兩岸協定辦理機關於協商前應提出協定締結計畫向立法院報告。

二、涉及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安排兩岸階段性或終局性政治解決、劃定或分享疆界、決定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之代表或地位等涉及主權之各項協定,應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締結計畫及報告,並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協定締結計畫之報告若有涉及國家安全、國防、外交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得以秘密會議進行。」[back]

[18]驚悚的是,現在竟有民眾認為這部草案的監督機制還不夠安全。這種心態顯然把草案中「以外患罪論處」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視為理所當然的設計。[back]
[19]提案全文請見:《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第18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374號,委員提案第16070號,提案人:柯建銘、高志鵬、吳秉叡。[back]
[20]〈台南市240名青年北上聲援〉,《蘋果日報》網站,2014年03月20日。[back]
[21]「反服貿運動」開展之後,台灣元智大學校園裡出現了名為〈大陸來的同學們,你們好嗎?〉的手寫告示,內容是這樣寫的:「這次事件被夾在中間的你們難為了,我也是因為和大陸朋友聊天時才發現學校和台灣對於諸位陸生的好多限制(扭傷腳看一次醫生要5000NTD以上,這次很多網友的發言站在陸生角度看會不舒服,比起外籍生陸生的補助更少限制更多等。朋友們,辛苦了!」這張告示沒有署名,但明顯是台灣同學寫給大陸同學的,說明了大陸學生在這次運動之中的處境(同時也說明了長年以來他們在台灣求學與生活的困境)。[back]
[22]事實上,這個名為「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的請願網站是面向美國公民的,2012年架設之初是歐巴馬的選戰工具,後來轉變成為白宮向民眾說明政策的管道,透過對於請願內容的同意與否,為自己推行的政策背書,而非美國提供給其他國家或地區使用的申訴專線「一九九九」。[back]
[23]反服貿運動發動十幾萬人遊行的隔天,3月31日美國《紐約時報》即刊出台灣網友購買的廣告,以“Democracy at 4am”(凌晨4時的民主)為主題,向美國民眾訴諸:「我們是來自台灣的學生。我們占領中華民國的立法院,和平且理性,捍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2014年3月19日,已經有數萬民眾加入我們的行列」,「請與我們一起見證黎明的到來」。[back]
[24]甚至有網友當起與茶黨之間聯絡人的角色,稱此舉可以「讓美國更多人看見台灣這次抗議行動的不凡,足以作為全世界民主的表率!」參見:。[back]
[25]盧卡奇,《理性的毀滅》中文版,頁7、26-27。[back]
[26]林書揚,〈台灣民間統運中的民族倫理和經濟主義〉,原文寫於1990年6月,後收錄於《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台北:人間出版社,2011),頁55-66(引文摘錄於頁66)。[back]
[27]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南開大學、對外經貿大學聯合研究組,〈兩岸經濟合作協議研究報告摘要說明〉,《中國對外經貿大學新聞網》。[back]
[29]三三○反服貿運動凱道集會,陳為廷上台帶領群眾高喊「同胞要團結、團結真有力!」。參見:〈陳為廷凱道飆髒話,嗆馬只顧歷史地位〉,《自由時報》,2014年3月30日。[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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