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社是太陽花的尖兵嗎? (1/3)

《跨時》按:本文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2期(2016年3月),經作者授權轉載,我們為之加上了配圖。因文章篇幅較長,本誌將之分為三部份連載。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

台社是台灣的一個重要的左傾學術團體,在當代台灣知識界是一個獨特的、有一定影響力的集團。本文作者身為台社的成員,鑑於台社成立以來積極引入和運用的一套「批判性」社運論述,在太陽花運動之中被親美反中的「台派」集團徹底收編,成為「超級豪華版意識形態光譜中的重要構成」的事實,對台社的「知識狀況」和「知識品格」進行深刻的反思。

我們認為,趙剛在本文中揭示的種種情況,在本質上是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諸國瓦解以來,世界性的「共產主義已死」和「歷史終結論」意識氛圍在台灣島上的獨特表現。

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被視為徹底失敗的過去,當資產階級民主制被認定是「現實」之中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社會運動」所必須通過「批判」和「介入」去維護和完善的體制的時候,無論是公開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展望的「公民社會批判」,還是宣稱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展望的「人民民主解構」,在實際上只能起到為現存體制疏導民情、保駕護航的維穩作用。

在冷戰前沿的台灣,「社運左翼」通過將考慮現象和問題的根源的時空壓縮在「台灣」和「戒嚴以來」、「最近」等「立即過往」(即趙剛所言的「方法論台獨」),在事實上默認了幾十年來反共鎮壓和訓育所塑造的新殖民地現狀及其思想底線;

在同樣處於冷戰前沿的香港,「社運左翼」則將時空限制在「香港」和「回歸以來」或「麥理浩以來」的「立即過往」(姑且稱為「方法論港獨」),也在事實上接受了百多年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所厚植的反共反中親帝統識;

在當代「新冷戰」的終極戰場中國大陸,「社運左翼」則將目光限制在「大陸」和「改開以來」甚至「21世紀以來」的「立即過往」,儘管對所謂「社會主義遺產」有這樣那樣的挪用和操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和港台的「社運左翼」呈現了高度的一致:社會主義革命已成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才是人間正道,而為了達成這種願景,則必須爭取它的「先決條件」——資產階級民主制。

「社運左翼」的歷史虛無主義(「歷史的無關」)、或多或少以西方福利國家(即,在當代資本帝國主義處於統治核心的國度)作為「理想」目標,加上嚴重缺乏甚至鄙視「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在面對具有同樣「知識背景」和「論述方法」,但與民粹群眾運動存在著血肉關連,高呼「捍衛本土民主」和「反對中國/中共霸權」的「台派」和「港派」的時候,怎能不全面瓦解?

馬克思指出:「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依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去解釋。」

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就不能解明歷史和現實的關係;沒有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批判繼承,就不足以形成針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及其在各地的表現的行動綱領和群眾運動。這就是當前的嚴峻形勢賦予人們的任務。(編按完)


台社網站剪影。

台社網站剪影。

台社是太陽花的尖兵嗎?
──給台社的一封公開信*(三之一)
趙剛

*本文是根據我在2015年10月3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台北:政治大學)的「台社100:失敗的台社」的專題討論組的發言稿整理而成的,謝謝寗應斌對此討論組的提議與組織,謝謝當天出席的朋友的參與討論,也謝謝于治中、甯應斌、何春蕤、鄭鴻生、瞿宛文,以及特別是陳光興所給予的批評意見,惟本文論點、文字、標題,完全由本人自負其責。所謂「公開信」的意思是,雖然本文談的是台社的那點事,而若有「收信人」,也應是台社,但文章的內容則是關乎公眾且可公諸於眾的;並無他意。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創刊於1988年2月,於執筆此刻,已不間斷發行了100期──這本身就是一無法否定的成績。而站在這個刊物後頭的,那並不以辦一份跨學科的批判學術刊物為唯一目的,同時也出版學術書(「台社叢刊」)、較現實性與政治性從而並不嚴格講究學術規範的書(「台社論壇」),以及不定期主辦或協辦各類社會/政治/文化議題的公共座談會的台社同仁體(以下簡稱「台社」),至今也近而立之年了。近30年間,在成員的自然的新陳代謝,與人事的進退出處之下,台社的確總還維持著一個無論主客觀都能辨認的連續性。這麼一份非體制的學術刊物,以及這樣一個非體制的且與主流政治與學術關係曖昧的群體,在一個一切事物快速折舊、蒸發,或變臉的島嶼上,能夠像一塊頑石般地,有些惹人嫌地繼續堵在那兒……,這現象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值得好奇、值得理解的知識或文化事件了。

誠然,以一個現實政治意識感相對強烈、長期關注政治並發言的一個知識分子集結而言,台社稱不上是一個在現實政治上具影響力,或在大眾媒體上有知名度的團體。但是,台社的長期存在與作為的意義,是不能僅以主流觀點來評估的,因為,不進入主流是它自己所「選擇」的一種姿態。台社的歷史意義或許更是存在於,台社以其特殊之位置,為台灣近數十年來的變化歷程,提供了一個特殊的理解視角,以學術與思想親身反映並反應台灣的社會與政治變遷。這個「台社歷程」本身是一雙重歷史書寫,既是那各時間點上的主觀書寫介入的本身,也是由那長期書寫連綴而成的客觀曲線,而後者所洩露的意義也許更為豐富。就此而言,說台社是一個當代的知識或文化事件,是不誇張的。它的被故意忽視、被隱密地敵意看待乃至打壓,以及作為結果的「現實上不重要」,其實正是它的獨特重要性的必然展現方式。換一種比較幫助理解但也比較簡單、比較化約的說法:

在只有藍綠或統獨二分的社會裡,觀察一道長期在主流之外的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腳印,以及由這些腳印所連綴而成的路徑的客觀意義,也許是從主流視角逸出並理解台灣社會的一個重要視窗。

台社顯然也意識到自身是一個邊緣的、但具有某種重要文化意義的當代文化事件。那似乎是一種獨特的「先鋒意識」,混雜著某種菁英自覺、理論傲慢、社會孤立感,乃至孤芳自賞。從台社的第75期(2009年9月號)開始,在每期的封面裡的上緣,常設一小段「自我介紹」文字:

擘劃於戒嚴時期,誕生於80年代末社運烽火之中,多年來,《台社》持續力耕批判學術,在廣大中文世界中應屬獨特。關懷在地、立足區域、面向世界,賡續並創新批判傳統,是這個刊物繼續前進的動力與願景。

這當然可以是台社的一種自我理解,而且,也可以是一種自信。但恰恰如同每個人的自我理解常常是詭詐狡獪的一般,一個團體又何嘗不然。自知者明,但甚難。台社長期以來,以批判的左翼團體自居;不統不獨、不藍不綠,超克統獨、超克藍綠,成為了這個長期被邊緣化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核心自我意識。那麼,這個自我意識有沒有虛假或狡獪之所在呢?本文正是我以團體的一成員,對這個團體所做的一個初步的反省嘗試。但我奢侈地希望我的書寫被理解為是在一個唯實論意義上的「團體」層次的書寫,而非個人層次;如若讀者非要對號入座,堅持把一個在團體層次上的討論降到個人層次不可,那麼您不妨認為這裡所說的就是作者我的故事吧。事實上,沒有人能代表台社,台社是一個鬆散的團體,沒有綱領、也甚少刻意要達成學術或政治的完全共識,何況台社成員背景不一,有各式各樣的學術養成與觀點立場,從而經常會挫折關於作為一個群體的台社的論斷或陳述,好比,當我在本文之後的某一段落裡寫下:「台社作為『洋左』,幾乎不曾對近期當代重要土左鬥爭議程(例如,保釣運動、鄉土文學論戰),產生過任何知識上的興趣」這樣的文字時,就幾乎會引發立即的而且是合理的質疑:「台社成員鄭鴻生不是經常談保釣嗎?」、「台社成員呂正惠不是研究鄉土文學的嗎?」…..。是啊,沒錯啊,因此在書寫本文時,一種唯名論的關於「台社」的想像,對我自己也一直是一個誘惑,但我必須要稍帶暴力地自我克制這種誘惑,盡量以一種我所觀察體會到的較具主導性的軌跡或較突出的後果,來書寫這個團體。台社不僅僅是一個名,它是作為一個有某些特定「後果」的團體而存在的,從而我們倒推它是「實在的」(real)。在本文,我據以作為台社(尤其是它「前二十年」)知識狀態的基礎,只能是一種「最小公分母」,即至少不違逆矛盾於幾篇以集體之名發表的文獻:1988年台社創刊的〈發刊詞〉、1995年台社七週年學術研討會的基調論文、2004年台社十五週年學術會議的基調論文,以及台社同同仁在2006年對紅衫軍所進行的集體「論述介入」。②

但這又不會是一種社會科學中所謂的「客觀性書寫」,因為它必然包括寫作者自身的視角與反思。筆者於1991年左右開始間歇參與台社月會,1993年正式入社。長期以來,筆者對於台社的知識品格以及歷史位置的理解,其實也類似那段前引文的理解,但大約也是2008-9年,筆者與少數台社成員(包括瞿宛文、鄭鴻生、陳光興、卡維波……等人),開始了一些尚屬渾沌的關於知識狀況的反思,無以名之,偶而謂之「歷史轉向」(historical turn)。今天的這篇文字,雖然只能代表我自己,但不得不說是這個集體反思過程的某一展現。如此交代,用意是指出,由於長期以來我也參與到台社的知識格局與質地的構成,因此,這篇文章不是一個「局外人」的「批判」,而必然是一種「自我批判」。而之所以能夠取得一種自我批判的視角,也不是因為「個人的」努力,而是來自於與某些同仁在知識反省上的對話。③ 因此,本文作者在寫作時,應是不曾隱藏一種傲慢語法:「我以前像你們一樣,但我現在不一樣了!」

之前提到,台社的一種「先鋒意識」支持台社從1980年代末一路走來,走了整整一個世代,而要到2010年左右,才真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本世紀10年代開始以來,以青年學生(特別是社會科學背景出身的研究生或前研究生)為主體的「台派」,漸漸形成了一個有別於,但絕非對立於,傳統獨派的政治力量,並在2014年春天以反服貿為名的「太陽花」動員中,驚爆展現它的實力,特別是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台派/太陽花與傳統獨派有同樣的台獨訴求,但它所使用的語言則大多不是直觀性、感情性的──如老獨派在過去所展現的,而更是分析性、理論性的。在台派的充滿政治正確的社會(科)學與文化理論語彙的操作中,我們看到了台社歷年來所積極引進並慣性操作的那些環繞在「市民社會」或「社會運動」周邊的「批判性」語彙(例如,公民介入、反全球化、人民主權、多元文化、去殖民、反帝……)。換句話說,台社長期所自詡的「批判性」話語操作,如今默默地被台派的太陽花黑洞所吸收,而成為台派太陽花從自由主義到公民社會到分配正義到無政府主義到後殖民……的超級豪華版意識型態光譜中的重要構成。這也就是說,台社的、左派的、批判的「先鋒性」,驀然回首,在客觀上,已被一個最新式包裝的親美反中右翼霸權體制給收編了;你的先鋒話語,如今,成為主流話語了。這到底是該慶祝還是難過?但最重要的是:該如何解釋?

本文希望嘗試回答這樣一個特定歷史變遷下的特定問題,試著對長期以來台社的知識狀況、主觀的自我認同、客觀的歷史位置,以及這樣的一種知識結構的真實歷史效應,作初步的反思。所謂「反思」,當然也就是朝向台社自身,而不是責怪他人為「拿來主義者」。此處應該要問的恰恰是:台社的知識狀況與知識品格自身出了什麼問題,以致於能夠「成功地」為人所收編利用?果真如此反思的話,那將會拉出一條與前引文很不同的自我理解線索,而將不免也看到「台社的失敗」,與造成這個失敗的自身責任。失敗並不可怕──如果被直面的話。

當然,也必須說,對於一個已發行100期的刊物以及一個已近而立之年的團體,而且很有可能正處於一重新面對環境並企圖改變自身的關鍵期的團體(與刊物)而言,任何以終極定性的姿態去書寫它都是不成立的。對台社這個仍在進行中的「文化事件」的全面掌握、分析、理解與評價,遠非此時此刻的一篇短文所能夠或想要達成的。對這樣一個任務,我期待於將來。

一、歷史的無關

對台社長期以來的知識狀況,我要提出一個論點:台社知識狀況的核心特徵是「歷史的無關」。而這一論點,似乎也被2008年左右台社某些成員所提出的「歷史轉向」這一特定反思需求,所間接證明了。「歷史的無關」,當然並不是說台社同仁的書寫都在一個高到無需具體時空指涉的形上學層次上進行,恰恰相反,台社同仁的書寫其實都是高度時空特指的。「歷史的無關」的意思因此是,受限於自身的長期知識慣習,傾向於將構成現實的歷史縱深(以及經常連帶著的──空間廣度),進行一種「經驗主義」式切割,將現象/議題的歷史源流以及空間尺度高度壓縮,如此一來,空間就是「我們台灣」,而時間則是「最近」、「近幾年來」,而最遠似乎也不過是「解嚴以來」,等「立即過往」。④因此,長期以來,台社對於何謂「現實」,總是抱持著一種較扁平性的理解。除了知識慣習之外,形成這個扁平性現實觀的,還包括一種對「立即有效性」的著迷;用台社嗜用的詞語,就是所謂的「介入」。但這個「介入」的政治主動性,因為缺乏某種建立在歷史縱深上的思想與議程,在馬不停蹄地「介入」(其實是被動地捲入?)運動的當下性時,也弔詭地大量流失。「歷史的無關」(或「歷史的外在性」、「歷史的工具性」),似乎是先鋒意識所常有的一個伴隨特徵。

關於「運動介入」與「歷史的無關」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稍加討論。1980年代末,台社創刊之際,「搞運動的」與「搞學術的」成員間界線不清,後來兩者分化,「台社」被定位為一個以期刊為基地關切社會變革的學術團體;製造論述支持社會運動。但隨著時代變異(我不願意輕易說「進步」),當先前的某些鬥爭議程,幸或不幸,變成了體制現實的時候,台社為了不讓自己出局(或批判性喪失,或存在意義感消失,或──「顯老」),就必須把運動的「批判性」升高,把論述往險處與尖處攀升,從而往往讓台社與(較)主流的社運產生了緊張,因為後者認為前者的批判性菁英化,把批判性不現實地拉高調門,從而脫離了運動現實。這或許就是朱偉誠在這次「台社100:失敗的台社」會議上對台社在同婚議題上的「批判性」的批評要旨。儘管我並不認同朱偉誠的批評位置與指向,但我認為這個批評是以某種真實感受作基礎的。長期以來,台社在深具敵意的主流環境中所形成的「先鋒意識」,具有一種總是要不斷升高政治正確層次的傾向,而這唯有讓台社的論述模式更加當下化,更加概念化,從而「歷史的無關」。但此處更值得被指出的一個尖銳問題或許是:為什麼台社的先鋒性所開拓出來的空間,到後來多被政治正確化,為主流所接收,而形成「新常態」呢?這是否間接指出了台社的「批判性」是有問題的呢?是否這個批判性,事後看來,不幸地只是主流發展路徑的前置量而已呢?太陽花以後,台社更加清楚地面對了自身的窘境:台社的批判性,如果還有,已經被逼上高寒的塔尖,但放眼朝下望去,則驚怵地發現,這個批判之塔的整個地基(以「社會運動」與「基進民主」等核心象徵所構築的一整套象徵性論述體系),都已經被太陽花所收編了。

在台社的前二十年(1988-2007)裡,作為一個團體,它的論述並不是建立在一種較深刻的歷史意識與較紮實的歷史研究上頭的,且是以台灣為空間尺度的,即我在另一篇論文中所謂的「方法論台獨」。⑤前面提到,2008-9左右是一個左右是一個關鍵轉變期,幾位台社同仁,而且都是年歲稍長的同仁,開始意識到自身知識狀況中的這種「歷史的無關」,於是開始嘗試一種或可謂之「歷史轉向」的知識狀況反省與突破。但到目前為止,單就研究成果而言,真正開了一點頭的,可能只有兩個方面:瞿宛文關於台灣戰後土地改革的研究,以及陳光興與趙剛的重新閱讀陳映真。透過土改這一關鍵歷史事件,瞿宛文及她的年輕研究伙伴們,讓我們重新思考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土改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政權(包括日本殖民體制)、產權與階級的背景下進行的?國共內戰的歷史脈絡以及冷戰時期的「美國因素」與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土改之間的關係為何?國民黨土改能夠啟動並獲致成功的(某種如果被稱作「民族主義」可能就過於褊狹的)文化精神動力為何?1950年代國民黨「威權體制」與地主階級之間的權力動態為何?以及,土改的「妥協性格」如何影響了台灣之後的都市發展?……等攸關如何理解我們今日的發展與意識型態格局的重要問題。不僅如此,這個研究也得以讓我們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上,開展以後關於國共兩黨的土地改革的過程與效用的比較性思考,以及,幫助我們理解,在廣大的第三世界中,台灣的土改為何能夠相對成功?另一方面,陳光興與趙剛各自對陳映真文學與思想的研究,則企圖經由陳映真具有深刻思想內涵與歷史基礎的文學創作,重新面對與整理台灣當代歷史,並發掘一種真正在地的思想資源。透過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我們不得不面對荒蕪的1960年代、白色恐怖的1950年,日本殖民統治,以及在這之間的以台灣共產黨人為核心的不絕的台灣左翼思想與實踐歷程,而這又讓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中國,乃至這整個區域的近現代史。

因此,「歷史的無關」,作為台社知識狀況的一個明顯特徵,其實並不是孤立的,它是和另兩個特徵相互扭結相互形成的。其一,台社自限於一種以台灣為唯一空間尺度的方法論視野;這既展現在(儘管在陳光興的努力下)台社缺乏區域與第三世界視野,也展現在台社,作為一個左派知識團體,向來稀缺一種關於「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其二,台社也缺少一種更深刻面對文化現象或文化議題的知識能力。這是因為流行的以「去歷史」以及「與運動結合」為特徵的台灣當代社會與文化研究,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研究的概念化、孤立化與當下化,事實上也是建立在「方法論台獨」(效果展現在「第三世界視野的缺乏」以及「全球政治經濟學視野的缺乏」)的基礎之上的。但在目前這篇短文裡,我將把問題暫時聚焦在「歷史的無關」上,對於知識狀況的其他交織維度則無法在此充分展開討論。

從台社成員的知識背景組成,似乎也能幫助說明台社知識狀況裡的「歷史的無關」。一向以來,台社成員裡,什麼學科都有,就是沒有學歷史的。台社也意識到這個知識缺陷,曾經力邀過兩位史學界的同仁參加台社,但相互以誤會始以理解終。這個事實本身夠有說明力了吧。但話說回來,台灣當代史學界似乎也少有能和台社這個具有特定政治色彩的學術團體合得來的;敬或不敬,皆對台社而遠之。所以,嚴格說來,長期以來台社缺少歷史學科的參與者這一現象,是不能只從台社自身得到充分解釋的。這幾十年的當代台灣史學界,在我極粗糙、極直觀,當然就不一定準確的印象裡,要嘛,冷漠地皓首窮經於各自的專細研究對象中,要嘛,自1990年代起,熱烈地投入台獨建國的歷史發明工程中。這兩種史學家,出於不同的原因,是都不會和台社打交道的。

在台社成員裡,如果非要打個分數的話,我想大家都會同意,在前二十年裡,無論是思考或是書寫方式最具有歷史性格的是鄭鴻生。⑥鄭鴻生自傳性濃厚的非學院式書寫,有效地將很多重要歷史軸線或議題,包括本省男性祖、父、子不同世代間文化認同的緊張、台灣式悲情苦悶小器的文化起源、台獨文明正當性的歷史建構、1970年代初海內外保釣運動(特別是1960年代以來具有左翼色彩的青年理想主義)的鬥爭歷程,以及,台社在北美的史前史探索……,置入了台社成員的歷史意識與話語中。台社如果沒有鄭鴻生這一非學院派的長期參與,那麼台社成員的歷史意識必定更為蒼白單薄。

若是不細到具體學科區分的話,台社成員可說是一直是由兩大塊所構成的:比較「現代的」搞社會科學與政治社會哲學的,與比較「後現代的」搞文學與文化研究的。⑦在台灣學術界的大版圖上,這兩塊學術地盤(所謂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主流知識話語結構基本上是非歷史的甚至是反歷史的──以「方法論普世主義」或是「方法論台獨」這兩種似悖而實合的方式展現。屬於這個大版圖之一塊的台社,其實並沒有深層挑戰過這個話語結構,而最多僅僅是在一種規範性的姿態(「站在左翼立場」)上、或淺層方法論層次(批判實證主義)上,或學術建制(挑戰TSSCI)上挑戰主流。從創刊以來,台社就以「基進」(radical) 自居,但從未「基進地」意識到並進而反省到自身學術範式的主流化,而「主流化」與否,是無法用西方的範疇(好比批判理論vs. 實證論等等)加以釐定的。台社知識狀況的主流性質,因此是要在台灣學術界的知識狀況的範圍之內來考察的。如果台社自以為自己佔據了一個外在於台灣學術界的「批判立場」,那有可能是一個錯覺。而這從另一個角度支持了我在文章一開始所宣稱的,作為一個文化與知識事件的台社的個案重要性。

記憶理,台社早期的月會,尤其以1990年代為甚,基本上是這兩種知識背景或取向的相互滲透、相互支撐(但也偶而相互緊張)的話語流動;一部分人嗜以「社會科學」或「政治哲學」為底,對國家、政黨進行批評、揭露或八卦,另一部分人則傾向以「文化研究」為底,關心、支持邊緣主體的運動。前者的核心語言是「市民社會」與「批判」,後者則是「人民民主」與「解構」,兩者的交集則是在由「社會運動」與「國家機器」這兩個正負極所座標出來的場域之中。而無論是批判或是解構,操作者皆無感於其合理性或有效性需要有一定的歷史意識與歷史研究的設定。

〖第一部分完〗


註釋

①這段文字是筆者所撰,經由台社成員同意定案的。
②〈發刊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88年2月,第1期,3-6頁;台社編委會,〈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台社七週年學術研討會基調論文,1995年8月,第20期,1-16頁;台社編委會,〈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台社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之基調論文,2004年3月,第53期,1-28頁;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translated by Mon Wong) ,“Autonomous citizens entering the movement—our appeal to all citizen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March 2007, vol. 8 no.1, pp. 166-168.
③2008年,瞿宛文、鄭鴻生與我,在忠孝東路巷子裡的一家西餐廳裡,首次談到了台社的「社運姿態」及配套的非歷史、去歷史的知識狀況。我們幾個人都同意要將這個問題在台社公開提出。之後,由瞿宛文出面邀請台社同仁在同一餐廳特別討論此議題。記憶裡,很多同仁參與,但討論明顯沒有交集碰撞。印象中,除了陳光興,其他同仁並沒有對這個議題的價值表示首肯或同情。之後,我們幾個感到必要的同仁決定,雖然客觀情況如此,但總還是得做些什麼,於是有了定期就此議題進行會談的安排,初期參與者有瞿宛文、鄭鴻生、陳光興、丁乃非、陳宜中,與我,稍後,甯應斌與何春蕤加入,之後,大約2010年,陳宜中退出,幾年後,徐進鈺加入。除了陳宜中與徐進鈺以外,參與者基本上是台社的「初老代」。今天回顧這個過程,難免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台社從創社以來一直到今日的「代別」問題。台社最老的一代(也就是目前大致已退休、離社、退社或疏遠的一代)對知識的看法、對中國大陸的看法、對運動的看法、對「白色恐怖」的感覺…..,可能對於形塑台社的思想與知識狀況,具有某種關鍵影響,而應是以後探索台社知識狀況時所必須掌握的。當然,今日的台社青壯代的知識感覺與認同狀況,也是一個還欠缺理解的面向。唯本文不擬以「代別」為一分析核心。但如果有人說,本文比較是屬於台社「初老代」對自身知識狀況的一種反省,那也許算是比較接近實情吧!
④個別台社成員的關切當然並不總是「我們台灣」,例如夏曉鵑關注菲律賓、馮建三關切古巴,丘延亮常論及印度或舊俄。但這些關切似乎並未形成「以古巴或以印度為方法」來拓展對台灣社會理解的時空規模。
⑤見,趙剛,2009,〈以「方法論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期, 141-218頁。 我願再度作一種方法論上的強調:我討論的對象是作為一個群體與歷史現象的「台社」。降到個體層次,「方法論台獨」當然不是普遍適用的。在台社的前二十年裡,呂正惠是唯一的具有中國視野的成員,幾次試圖「矯正」台社的「方法論台獨」,讓我們把對台灣的理解置放於一個更大的中國脈絡下,但失敗。而陳光興,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敏感到西方學術範式的限制,而尋求走進東亞或第三世界。但如同呂正惠,陳光興的知識活動也並未鬆動台社的「方法論台獨」。本文不欲看輕他們的先驅性努力,但更企圖指出知識範式的惰性,以及時代所設定的條件,對知識狀況的巨大的、超乎個人層次的支配力。我自己在知識結構上的改變的反省,見拙作〈我的「批判知識分子」歷程:閱讀孫歌《探詢歷史的「基體」:溝口雄三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外緣感受與反思〉,收於《探詢歷史的「基體」:溝口雄三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16。
⑥最早,台社成員有一位研究中國思想史的錢新祖先生。根據丘延亮與陳光興,錢和余英時等人的自由派思想史的路數大不同。不同在哪兒,我不清楚,但總是遺憾他的早逝;若有這樣一位同仁的長期參與,或許能多少調整大家的知識感覺與知識儲備。
⑦這只是個大概,不是每個蘿蔔都有一個坑,好比呂正惠與于治中就很難歸類。而若較真起來,可能每個成員都不會滿意於他非得是屬於那一塊兒的;能理解這種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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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 under 轉載, 文化評論, 中國革命, 港台民粹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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