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科爾賓經濟學」

《跨時》按:本文摘譯自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在2015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全文在此。為方便閱讀,我們在譯文中加上了標題。

英國大選將在2017年6月8日舉行。科爾賓領導的在野工黨提出了結束緊縮政策,成立國家投資銀行,對富人和財團加稅,國有化鐵路、能源、自來水,加強教育醫療養老等局部重建福利國家的政綱,獲得廣泛的、特別是青年的支持,民調從大幅落後逆轉,直逼保守黨。絕大多數自稱左翼人士,也對科爾賓的改良主義綱領讚不絕口。

與多數自稱左翼的無條件歌頌不同,羅伯茨對「科爾賓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進行了批判分析。他指出,只要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特別是位居中樞的金融部門)仍然在資產階級的手上,資本主義謀求利潤最大化的規律就會繼續支配國民經濟,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就會繼續從事投機活動,迴避生產性投資。科爾賓的局部國有化措施即使成事,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中,也會受到資本和工人的左右夾擊,陷入困境。

羅伯茨的文章沒有指出資產階級國家不可能剝奪資產階級的產權和政權的關鍵事實。儘管如此,它簡明扼要地指出了改良主義的局限,值得所有關注左傾民粹主義風潮的讀者參考。


2017年5月,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展示大選政綱。(來源:The Independent)

「科爾賓經濟學」:極端的還是溫和的?
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
2015年9月11日

朱立冬 編譯
2017年6月5日

【前略】

……對我來說,「科爾賓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只是反對緊縮政策是不足的。科爾賓若有機會實行他的顧問們促使他提倡的主要經濟政策,英國的經濟會不會得到變革,英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條件會不會因此得到不可逆轉的改善,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這正是我存疑的地方。「科爾賓經濟學」的要點是:終結逃稅漏稅;通過「人民的QE(量化寬鬆)」為投資提供低息貸款;成立專門為基建工程融資的投資銀行;重新國有化鐵路網絡,恢復郵政公股控股和維持RBS(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公股控股。

伴隨著以上的經濟措施,科爾賓將會通過對高收入人士和財團加稅,廢除大學學費和恢復大學生生活補助金。科爾賓將會利用部分財團稅增收稅款建立「國民教育服務」,推行免費普及幼兒保育(IPPR智庫預計有關開支將達67億英鎊)。科爾賓提倡每年建設24萬套住宅,終止公共房屋和房屋協會(合作社)租戶對其住宅的「購買權」,改為在私人住宅租戶實行。這項住宅建設計劃將會通過提高國債或對已經獲得規劃許可的空置土地和物業加稅獲得資金。科爾賓同時打算終結國民保健服務的內部「市場」,終結公共服務的外包和代價高昂的「私人融資計劃」(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這一切對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工黨來說都是好消息。但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些政策措施的功效,看看它們能否達標。

〖打擊逃稅漏稅〗

其一:終結逃稅漏稅。英國稅局漏收企業應繳稅款,企業雇用往往是原稅局官員的會計師實行大規模的逃稅避稅,本身就是一大醜聞。現為科爾賓的主要經濟顧問,一直不懈爭取「稅務正義」的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曾經計算,每年因避稅、逃稅和漏稅而流失的稅款的總額高達1200億英鎊。工黨政府若能獲得這種額外收入,將可以徹底革新公共財政和公共服務。

我曾經報導過這種潛在的財政收入來源。但只要財團仍在私人手上,政府真的可以徵收到稅款嗎?連理查德·墨菲也認為,收回全部漏稅將會是困難重重的,最可能只能討回200億英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全國經濟社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院長喬納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任何希望通過減少逃稅漏稅為額外開支項目提供大量資金的政府,都會面對一個大窟窿。」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黨政府不應該嘗試執行新稅法和打擊逃稅。然而,只要財團仍然是對國內外股東負有義務的私有實體,只要它們還不是公有的,它們就必定會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逃稅避稅就是最大化利潤的重要手段。事實上,各種證據顯示,如果政府沒有不斷降低財團稅(而不是科爾賓那樣計劃加稅)、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財團的利潤率將會遭受重大打擊,進一步壓縮目前的投資水平。

以上的憂慮,同樣適用於取消給予財團的優惠的主張。約克大學的凱文·法恩斯沃思(Kevin Farnsworth)發現,政府每年為財團提供了930億英鎊的稅務優惠和資助——這項金額遠遠高於保守黨政府打算削減的社會福利預算。法恩斯沃思的研究表明,財團通過購買設備得到了440億英鎊的減稅,從雇用低薪工人獲得了160億的在職扣稅(working tax credits)。這些為財團而設的福利措施說明了,英國資本主義只能通過國家資助提高利潤率、提起進行生產性投資的動力。一旦取消這些優惠,難道就不會降低利潤率、進一步減少投資了嗎?屆時會不會有充足的公共投資,填補私有部門降低投資所造成的缺口?

〖「人民的QE」〗

其二:「人民的QE」。科爾賓主張,從當前由英倫銀行通過發行新幣購買公私債券的QE,轉變為指示英倫銀行直接從地方政府和地域開發機構購買債券和其它資產,讓後者獲得投入住宅建設、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務的資金。……

工黨右翼和主流經濟學者攻擊這項主張,指它將會推高通脹。這種攻擊是荒謬的:英國經濟才剛好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而投資率則已下降到50年來的新低。

大幅擴大生產性投資和GDP的空間是存在的。目前的通脹率是零。唯一的「通脹」反映在證券價格上面,而這是由英倫銀行為金融部門提供的QE注資所推動的。……

主流經濟學界,包括凱恩斯主義者,反對「人民的QE」的另一個論點,是它將會終結英倫銀行的「獨立」。顯然地,對他們來說,時任工黨首相布朗啟動的這種脫離政府監督的獨立,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捍衛的好東西。

這種觀點也是荒謬的。首先,「獨立的」英倫銀行並沒有促進經濟發展和防止金融崩潰的良好紀錄。英倫銀行沒有預見全球金融崩潰及隨後的大衰退。它當時驚惶失措,完全沒有整頓金融部門。英倫銀行的獨立是假的:它的真實意義在於,英倫銀行對倫敦金融城的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唯命是從,而不對政府、國會和選民負責。我們現在知道,在金融崩潰期間,英倫銀行沒有對外資擁有的匯豐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強制執行資本重整和改組。英國納稅人因此不能收回搶救金融部門的全部注資。英倫銀行以倫敦金融城的利益,而不是整體經濟的利益,決定其利率和金融監督政策。英倫銀行只有(幾乎從未兌現的)目標通脹率,沒有以人民的利益制定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目標。

〖國家投資銀行〗

以上都不是「人民的QE」讓人憂慮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它能有效嗎?它會比傳統主流的政府發債融資手段更能提高增長、就業和收入嗎?這將取決於科爾賓提倡的「國家投資銀行」(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能否改變成規。「人民的QE」可以用於購買國投行債券為投資項目融資。國家投資銀行絕不是極端的事物,正如凱恩斯傳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指出的:它「既不極端,也不新穎。現在就有歐洲投資銀行、北歐投資銀行,還有其它更多的投資銀行,它們都是由國家或多個國家聯合出資,為了在資本市場借款為授權項目融資的目的而成立的。」也正如科爾賓本人所指出的:「假如我在德國提出這些概念,我會被叫做令人沮喪的溫和守舊派,因為他們已經有為公共服務項目融資的國家投資銀行。」

補充一點,科爾賓的國投行,將會同巴西的BNDES(國家開發銀行)十分相似。巴西國開行在大衰退期間,十分成功地降低投資項目的融資成本,使巴西獲得了急需的部分投資。事實上,在這次大衰退期間受損最少的國家,正正就是通過國有投資銀行支持基建項目,保護就業和創造投資的那些國家。儘管頻頻遭到私有和外資銀行抨擊犯規,巴西國開行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巴西的經濟蕭條因此相當輕微,這絕不是偶然的。

但是,巴西國開行的經驗也展現了各種問題。巴西國開行從國內外的私有銀行拿走了大部分的投資業務,後者因此集中在房貸和商品、金融資產投機,滋生了地產和信貸泡沫。私有銀行的龐大資產沒有投入發展經濟,因為生產性投資已經變得無利可圖。這也是科爾賓國投行將會面臨的風險。當國投行投入生產性投資項目,跨國「五大銀行」將會坐視旁觀。「五大銀行」已經很少借貸給中小企業和進行投資(它們的全部資產只有3%投放在製造業)。斯基德爾斯基說「國家引領的投資計劃將會為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提供一條出路」,但如果國投行是國家投資計劃的唯一手段,這種再平衡恐怕是不會發生的。

單單通過國投行,或者再加上國有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是不可能將金融部門轉變為促進投資和就業的工具的,這豈不太明顯了嗎?接管「五大銀行」、動用其金融資源推行全國性的投資增長計劃,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事實上,這是英國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正式政策主張(儘管工會領袖們無視它)。主張公有化金融部門的理據是無可爭辯的。進一步說,如果沒有確實的公共所有和監督權,科爾賓是怎能實施結束銀行高管的荒唐工資和獎金的主張呢?

……我認為,假如「財團投資」的意思是依賴牟利私有企業去落實由國家投資銀行融資的項目,「財團投資」便是多餘的。以最近剛剛宣布的一項倫敦大型項目為例。倫敦的「超級下水道」將會在下年上馬。巴扎傑特隧道公司(Bazalgette Tunnel Limited)是為了組織這個項目而成立的特別用途法人。英資建築公司保富集團(Balfour Beatty)獲得了建造「超級下水道」的部分工程、價值4億1600萬英鎊的合同。保富集團是一家向股東和私人投資者負責的私有公司。但這種項目豈不應該是由公共所有和監督的實體——而不是牟利的實體——所承擔的嗎?

〖國民經濟制高點〗

任何有效的(或許極端的)經濟政策,都必須把在民主監督之下實行戰略產業(用老工黨的語言說,就是「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的公有制,作為核心的內容。「科爾賓經濟學」包括了鐵路再國有化的必要措施。英國國家鐵路系統被可恥而無能地分割成多個特許經營權,成為私營壟斷行業之後,儘管票價全歐洲最高,卻仍然接受納稅人資助。私營化將英國鐵路帶回到了1830年代。

【中略】

顯然地,科爾賓也在考慮恢復國家對皇家郵政的控股:現屆政府最近以可笑的低價私有化了郵政。科爾賓重新國有化郵政的主張是好的,但仍然會將英國經濟的大量關鍵部門留在牟利企業的手上。我們應當重新公有化交通部門:包括在大城市被去管制化的公交車;還有所有曾經屬於公有部門的企業:英國石油,英國航空,英國電訊,英國天然氣,英國宇航;曾經公有的發電、供水系統和國家電網;勞斯萊斯,英國鋼鐵,還有英國煤炭。然後還有其它重要的、應當納入「國民經濟制高點」的戰略部門:現在多數在外資手中、利潤流向海外的大型製藥企業和汽車企業。核心全國性和地區機場的公有化,將會在確保優質服務的同時,排除噪音和污染的環境侵害。……

當然,這種綱領不只對資產階級媒體、主流經濟學界和工黨領導層來說,甚至對聯署支持科爾賓經濟政策的左翼學者來說,都會是極端的。但對我來說,不採取這些措施,就不可能「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斯基德爾斯基語)。

關鍵在於投資。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米克·伯克(Mick Burke)在其出色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資本主義部門因為投資不足,才沒有實現像樣的收入和持續的增長。……伯克指出:「人均GDP仍然低於2008年危機爆發的前夕。這是有史以來最疲弱的經濟復甦,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長率從3%下降到2.6%。這還是2012年年底後沒有新的緊縮措施出台的時期的表現。2010年至2012年期間規模的緊縮一旦重現,我們將會預見相似的減速。」

伯克接著說:「2014年英國經濟的投資總額是2950億英鎊,同危機前的2007年的水平一樣。但[七年間的]經濟總量增加了4.2%(與人口增長同步,但沒有更多)。因此投資佔GDP的比重在下降。消費,而不是投資,在牽引著非常疲弱的增長,這是不可以持續的。」利潤率剛僅僅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仍低於本世紀前的水平。商業投資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利潤率和投資的低迷,將會繼續導致遲緩的增長。

科爾賓領導的工黨政府(在2020年?)對大多數人來說將會是前進的一步。它同樣將會是必要的,因為到那個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很可能會進入了另一場嚴重的蕭條和危機。但這種前景本身表示了,「科爾賓經濟學」還不夠極端、不足以逆轉英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破產。三十年來,英國工黨的領袖們,在階級鬥爭的楚河漢界,牢牢地站在了資本陣營的一岸。「科爾賓經濟學」現在試圖離開資本的陣營,渡河走向工人的陣營。它因此對資本的利益來說,是實在太極端了,但對工人的利益來說,它還是過份地溫和。陷入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之中,將會是險象環生的。

附言:看看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反對科爾賓的瘋狂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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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和極右派的六四情意結

《跨時》按:本文寫於2016年5月30日,經作者同意編輯轉載。


2005年,香港支聯會悼念趙紫陽。(來源: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右派和極右派的六四情意結
趙平復
2016年5月30日

近日香港右派(含「左翼」)及其派生的極右派,爆發關於他們如何「悼念」(或不悼念)六四事件,關於極右派宣布右派借六四積累政治資本、但實際上是中共的扯皮條的指控是否屬實的各種口水戰。右派說他們的「悼念」是出自「情感需要」,極右派說不斬斷這種「情感」,最後就只能當中共的奴才。

對右派來說,六四是他們「民主抗共」和「建設(資本主義)民主中國」綱領的圖騰,而「平反六四」訴求所表達的,就是對中共領導層內再次出現趙紫陽式的新自由主義「開明」權貴的期待;對極右派來說,右派的這些展望,無異於癡人說夢。據說,促進中共倒台的最好辦法,是進行分離主義運動,通過「脫中」去直接動搖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對這兩派人來說,六四事件只可能有這種面目:中共大肆瘋狂屠殺像他們一樣的親帝右派——右派認為因此必須聯合大陸的右派推翻中共政權:只要中共政權一日存在,他們在香港就不得安寧;極右派則認為,中共已經將大陸徹底鬼域化,與其在勢力極為薄弱的大陸右派身上浪費時間,倒不如在香港激化右派陣營、徹底剷除中共勢力,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自決」、「獨立」、「建國」。

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情,真的就是這些人的剪裁和臆想嗎?

當然不是的。石七刀這篇文章,儘管沒有明確提出這一點,但它所提供的證據讓我們可以知道:右派當年之沒有「成功」,很大程度就出於他們沒有掌握大量的工人群眾。而右派之所以沒有做到這樣,很大程度就在於他們的主觀動機和客觀訴求,都與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和願望格格不入。

1990年代以來以香港為基地的美援「自由工運」:89一代的「左翼」大師在貨櫃碼頭工潮期間提出的「工運民運化」,乃至新晉「左翼」學術明星最近宣布TPP因規定簽署國必須允許美援工運自由發展而是工人救星等等,說到底就是他們對於六四失敗的「遺憾情感」的政治投射。

要掃除右派的真假參半「情感」的影響,就必須從瞭解史實開始,從階級鬥爭的邏輯,形成爭取社會主義的路線和綱領。

相關文章:《六四事件25週年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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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特首選舉前夕

寫在特首選舉前夕
尹維傑
2017年3月25日

民主黨七名立法會議員宣佈票投曾俊華,稱根據各候選人在選舉論壇的表現和民調結果,曾俊華符合中央關於「港人擁護」的條件,有能力團結大多數香港市民。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接受《紫荊》雜誌訪問中,提出中央關於及格特首的四大標準:「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

其中,原本被「愛國愛港」所涵蓋的「中央信任」,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被多名主管官員高調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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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香港立法會前主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出席香港特區人大代表團全體會議。(圖片來源:《香港01》)

主流泛民強調「港人擁護」的「中央條件」,以此淹沒中央本身突出的「中央信任」,可謂相映成趣。

「港人擁護」和「中央信任」不言而喻的對立,在曾幾何時的頭號「愛國資本家」李嘉誠口中,變成了這種說法:「為免得罪朋友,我不好提名」。

在泛民媒體強力宣傳的催谷之下,曾幾何時被它們抨擊為冷血守財奴的曾俊華,「民望」一直遙遙領先。霎時間,曾俊華成為了不可名狀的、超階級的「港人夢想」的寄託所在。

這決不是偶然的。曾俊華之所以成為了「民主」的載體,恰好在於他和其它「三大條件」的可有可無的關係——

「愛國愛港」一向以來都是泛民嗤之以鼻的說法,近乎笑話的用語;曾俊華挖苦林鄭月娥凡事親力親為「只能當好伙計」,自己將多數事情推給下屬則是「work smart」的「領袖」表現,贏得泛民歡呼喝采,可見他們也不太在意「管治能力」(別忘記曾俊華曾長年是他們口中殘忍兼無能的特區政府的頭號理財者);至於「中央信任」,主流泛民選委宣布他們與中央公開支持的林鄭月娥「沒有互信基礎」,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了。

主流泛民獨尊的「港人擁護」,在扣除了公關攻勢造成的海市蜃樓般的「夢想」之外,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政治計算。

他們把話說得很明白:儘管胡國興的政綱最接近泛民,但為了阻止「西環干政」,必須票投曾俊華

為了捍衛激進泛民的「公民提名」神主牌,梁國雄一度宣布代表自決派參選「小圈子選舉」。只是在五年前,泛民全體痛心疾首,要求在候選人之中「民望」最高的候任特首梁振英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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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5日,曾俊華成為首位「入閘」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獲得165名選委提名,其中120多張來自「民主300+」。(圖片來源:路透社)

泛民宣稱,曾俊華獲得建制和泛民民眾的共同支持,是唯一能夠「團結港人」的候選人。曾俊華本人指,以「愛國左派」陣營為基礎、泛民與之勢不兩立的林鄭月娥,一旦當選,將會是「撕裂2.0」。

在這種貌似「包容」的說法的背後,是淋漓盡致的「你死我活」鬥爭邏輯。最露骨的例子莫過於:主流泛民共主黎智英親自撰文指胡國興是「共諜」,旨在破壞擁立曾俊華的「民主抗共」大計。

曾俊華正正因為沒有得到「中央信任」和「愛國愛港」陣營主流的支持,才會即使在建制任職高官多年,還會被視為「真正的香港人」、成為泛民「團結」的對象。在聲言「和解」的背後,泛民此舉在於促進建制陣營的分裂,力求在泛民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建立反共的絕對多數,永續香港資本主義。

自稱「頭號薯粉001」、「建制派裡的壞孩子」的田北俊,為曾俊華拍攝宣傳片。田說支持曾俊華,因為他是「香港仔」。田以煽情的本土主義口吻說道:「看一場足球比賽,你敢支持香港隊嗎?香港打拳賽,你敢支持香港的曹星如嗎?」

「香港仔」的「美譽」,至少有兩層意思:

一是宣傳曾俊華在文化上是徹頭徹尾的「香港人」。曾俊華經常標榜愛好香港文化,支持各種本地事物,言談之間不時流露空洞無物的港式幽默。

二是宣傳曾俊華在政治上也是靠得住的「香港人」。梁振英因其疑似共產黨員的身分,從未參選特首時就成為泛民打倒的對象,其標榜解決房屋問題和促進陸港融合的「新加坡式」施政方針,更被判定為香港社會「撕裂」的總根源。得到中央支持、被認為將會延續梁振英路線的林鄭月娥,因此獲得「CY 2.0」和「撕裂2.0」的封號。相比之下,曾俊華「從善如流、無為而治」的新自由主義買辦官僚氣質,便成為永續香港現狀的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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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大資產階級的旗艦政黨自由黨在上屆特首選舉中支持唐英年。2014年10月底佔中期間,時任自由黨黨魁的田北俊表示,為解決政治僵局,梁振英應考慮辭職。全國政協常委會隨即撤銷田北俊全國政協委員資格。2017年2月,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前主席周梁淑怡和現任黨魁鍾國斌,提名曾俊華為特首候選人。(網絡圖片)

建制高官成為了泛民的代理人,「愛國」大資產階級政黨甚至「左派」領袖之中出現了公然「反骨」的「壞孩子」。這說明了以維護資本主義現狀為基礎的、跨階級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空前危機。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進入長期停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不斷加強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力圖遏止和逆轉中國的高速發展勢頭,最終推翻現存的官僚化工人國家,建立親西方資本主義政權,對中國再次實行殖民統治。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缺席的情況下,香港成為了中美代理戰爭的公然戰場——在建制大漢沙文主義,及其鏡像泛民本土沙文主義的角力之中,被撕裂和宰制得最嚴重的並不是抽象的、跨階級的「香港社會」,而是被反共反大陸風潮割裂的、包含大量大陸新移民底層工人的勞苦大眾。

在政治矛盾上升的推動之下,形形色色的「香港仔」,正在尋找安身立命之地。曾在讓利政策之下賺盡「愛國」甜頭,已將資產大部轉移英國的李嘉誠,就是財界的典範;從港英時代開始任官、共事多年的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在論壇上針鋒相對、互揭瘡疤,是官界兩種「香港仔」的鬥爭;「愛國左派」陣營第一大黨創黨主席,則公開宣布自己成為「愛國左派」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當年只是為了反港英而參與,但從來沒有準備犧牲自己改變社會的理想——數年前,此人曾引用「一國兩制」的官方理論,無意地透露了此說的自毀邏輯:在香港的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據說就是盡力維護資本主義,他的一切政治活動,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服務的,所以他不介意有同道中人罵他。

曾俊華在2010年落區宣傳政改期間,以「多謝你咁大聲」一句「回應」泛民抗議者,被泛民媒體譁然痛批。七年後的今天,在同一泛民媒體的宣揚下,曾俊華成為了全港最大的「香港仔」,「香港夢」的載體,千萬港人憧憬的偶像。與當年「多謝你咁大聲」同出一轍的「熄佢咪」和「咁你咪講晒佢」,也順理成章地被奉為天才絕倫的「金句」。

泛民將可能通過擁戴一個右派市儈味濃的人物,打爛北京官僚政權為維護資本主義香港安寧而設定的⋯⋯右派市儈味濃的「小圈子選舉」和「愛國統一戰線」。這就是名符其實的現眼報,箇中充滿了辯證法的醍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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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日,第四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在特首梁振英和國家主席胡靜濤的注視下宣誓就職。曾俊華、林鄭月娥、梁振英處於照片的焦點。(圖片來源:《央視網》)

泛民在兩年前「否決8·31、爭取真普選」,兩年後在這次特首選舉中「all-in曾俊華」,儘管在表面上「於理不合」、甚至自相矛盾 。但在反共的戰略目標而言,兩者並無根本衝突,甚至是一致的。

泛民心照不宣的玄機在於:通過擁戴一位在實際上以「兩制」凌駕於「一國」的候選人,將整場選舉運動宣傳為「香港人」對「中國」的示威,大肆宣揚所謂「香港核心價值」(資本主義的民主、法治和「文明」,即壟斷資本統治社會的制度),動員民眾攻擊所謂親中親共的候選人和勢力。

「8·31方案」推出後,泛民曾經宣布,在其篩選(公然反共和分離主義人士的)機制之下經普選產生的特首,將會因此獲得合法性和認受性,所以必須誓死反對。

泛民現在提名和投票支持曾俊華,似乎同過往的立論相左。然而,這種做法是反對8·31戰略路線的延續 ——因為曾俊華的參選正在分裂「對家」。在特區體制之內,泛民候選人沒有可能成為特首,若能通過曾俊華使小圈子選舉報廢,徹底暴露「愛國統一戰線」的同床異夢,那就是邁向「勝利」的一大步。

主流泛民同自決土獨貌似分道揚鑣,主流泛民內部也貌似出現兩種意見 (有人「投白票以明志」)。當局者貌似慷慨激昂、表面上沸沸揚揚,但客觀上,這是泛民一貫的愚民綱領之下的一種有意無意的巧妙分工:

相信主流泛民「没有原則」甚至「變相投共」的那些人們,會轉移支持自決土獨;而認為「ABC」是當前必須的那些人們,在贊同「民主300+」之餘,也不會對自決土獨有太大的反感——甚至會因其「堅守信念」而感念崇敬 。這裏有一個細節:梁國雄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是個有爭議性的人物,自薦公民提名的成績無疑是差勁的,如果是由朱凱迪出馬,提名人數必定很容易達標——我們可以想像,這未必是「無心之失」。

換言之,兩碼事就是兩碼事,但其實還是同一回事。

特首選舉這場鬧劇,不但表明了泛民的所謂民主的反共反大陸本質,還深刻地揭露出「愛國統一戰線」的真相:一未必愛國、二顯然不統一 、三根本不成所謂戰線——他們賴以「力挽狂瀾」的「最佳候選人」,竟然真情表白:一旦香港主流民意讓管治失效,她將會一走了之。

今年是香港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反帝反殖運動——反英抗暴的五十週年;今年同時也是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的二十週年,即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共存共榮的「五十年不變」的一小半。矛盾運動的邏輯,正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將香港進一步推向政治決戰的修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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